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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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谈古说今

                 【本文作者系文行先生】

        2019年1月31日,拙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首发,我介绍了西方在1950年代碳十四测年法发明之前厘定了世界各地主要遗址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以及建立在该年代体系之上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下称西方考古学体系),并认定其为“臆测、妄定、错误”。

关于碳十四之前的定年,仇士华认为:

“在使用碳十四测年方法以前考古学家对于史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定。史前年代学几乎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或推论上面。”(仇士华、张雪莲,《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南方文物》,2008·4)

在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对绝对年代的估算只能是盲人摸象,纯系臆测或推断,而西方早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框架自洽完善的世界考古学体系,完全是因为预设了历史哲学,即上古中东中心论和单一起源论,并以此历史哲学对世界考古学体系按照“阶梯式”逻辑进行编排。

那么,号称“碳十四革命”的碳十四测年法发明出来之后,对西方早期由估算和臆测而建立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产生了怎样的革命性影响呢?是否发现了早期臆测的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错误呢?在正式开始阐述之前,简要回顾一下碳十四测年的发展简史。

碳十四测年简史

1949年,Willard Libby发表了第一组碳14年代数据。

1960年代,建立在树木年轮序列基础上的碳十四定年的第一个校准曲线制定出来。

1970年代,采用低能质谱计数法。

1977年,第一代加速器质谱技术(AMS),使得测年样品量从木头10~20g、骨头100~200g减少到百毫克甚至5~10mg。

1990年代,第二代商业化加速器质谱仪(发明于80年代中期)。

1995年,牛津大学AMS实验室编制为解决考古问题应用贝叶斯统计方法的实用微机程序(OxCal)。

2000年代,第三代商业化加速器质谱仪(发明于80年代末)。

截止2006年,世界共有50多台AMS,其中中国5台,碳14 AMS系统有3台。

①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②仇士华、张雪莲,《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南方文物》,2008·4;③蔡莲珍、仇士华,《贝叶斯统计应用于碳十四系列样品年代的树轮校正》,考古1999年第3期;④余华贵、周卫健,《14C-AMS测年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地质科技情报》,2007·1;⑤管永精等,《加速器质谱技术及其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岩矿测试》,2005·4

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之后的绝对年代(1949)

1949年碳十四测年之前的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在《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中已经有所涉及,可以参阅前文,本文将补充说明一些新情况。根据拙文《西方破读楔形文字竟是一场骗局》,即使西方导演骗局而使人们相信死文字得到“科学”破读,但是,也并没有把年代学搞得清清楚楚,有一定的弹性和模糊性。

大体而言,西方在碳十四测年之前的绝对年代是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破读”的死文字而得到一系列原史时期的绝对年代,根据地质学(如堆积厚度)、树木年轮、黏土纹泥等估算臆测而得到史前时期的绝对年代。

一、西亚两河流域文明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具有3000多年的文字历史,但其中的一半以上历史的绝对年代都无法确定。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地区出土的纪年、王表和名年官表等是确定年代的重要依据,但它们也只能允许我们把绝对年代上推倒公元前1450年(其中的误差不超过10年)。就绝对年代学而言,再往上就是‘黑暗时代’了。虽然如此,相对年代学还是基本可以确立一个年代序列,只不过是越往上误差越大而已。相对年代学中的一个重要焦点是巴比伦第一王朝结束的时间以及汉谟拉比统治的年代。高限年代学把汉谟拉比的统治年代定在公元前1930—前1888年间,中限年代学把汉谟拉比的统治年代定在公元前1792—前1950年间,而低限年代学则把中限年代学的年代都降低64年,即一个金星周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6—117页)  

两河流域的历史是基于亚述学研究而来的,而亚述学的诞生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楔形文字的破读,即使如此,在西方学术界,公元前1450年之前的西亚文明史亦属于“黑暗时代”,并不像我们平时所熟悉的那样确切和确定。

“《苏美尔王表》(最基础和最经典的版本仍是Jacobsen 1937)虽然提供了始于‘洪水’止于伊辛王朝(公元前1794年,根据中限年代学)1000多年的王朝更替情况以及各个王朝的国王序列,但从年代学的角度讲,其中的数据很不可靠,尤其是阿卡德王朝之前的数字就更不可靠了。更错误的是《苏美尔王表》把同时存在的王朝说成是前后更替的王朝,进一步失去了其年代学价值。

(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7页)  

《苏美尔王表》不靠谱,那么,在碳十四之前,“黑暗时代”采用什么方法定年呢?

“阿卡德王朝(根据中限年代学始于公元前2340年)之前,包括阿卡德时期在内,确定年代主要靠三方面的数据:一是得到王室铭文证明的国王序列,如拉格什的乌尔南希王朝;二是文化堆积的厚度;三是文字的发展演变。”(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7页)  

一是根据铭文,依赖于对死文字的破读;二是文化堆积厚度,不过是臆测和推论罢了;三是文字的发展演变,也不过是臆测和推论罢了。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在公元前1450年之前的历史纪年都不过是估算和臆测的“研究”。

还有一个是通过与古埃及年表的相对年代法。

“德国亚述学家法肯斯坦认为,埃及的涅加达Ⅱ(大约公元前3000年)文化中明显存在苏美尔‘原始文字’时期的苏美尔文化成分,这应该成为建立相对年代学的根据。”(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7页)  

通过交叉断代,通过古埃及年表推导出苏美尔的绝对年代,古埃及年表又依赖于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后:

 

“碳14是确定早期年代的重要依据。乌鲁克‘神庙C’碳14年代为2815±85BC,与相对年代学的年代基本吻合(Falkenstein 1967,第12页);而乌鲁克最底层的碳14年代为4115±160BC,因此,两河流域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埃利都--欧贝德--乌鲁克的年代应在公元前5000--前3100年之间(Falkenstein 1967,第11页和第24页)。”(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7—118页)  

碳十四测年引发一些沮丧,“如果随便引用碳14年代,如‘乌鲁克Ⅳa(碳14定年为2815±85BC)’(Powell 1981,第11页),会引起误导,因为这个年代不论什么角度来考察都不准确,都太低,低得难以令人接受。”(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8页注引⑥)  

当然,并非只有胡卢达如此,他并不孤立,“(贾可诺夫)把乌鲁克Ⅳ定在公元前2900年,似乎有点偏低,因为这样留给早王朝的时间未免太短了(Hallo 1971,第37页)。”(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25页)  

“用碳14来确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实物遗存的年代会产生很大误差,但如果采取一定措施,误差会缩小。所以,用碳14获得的年代是可靠的,譬如,乌尔王陵的所属年代早王朝ⅢA的碳14定年为公元前2550年,马里早王朝ⅢA时期建造的房梁和家具取样化验结果表明,该宫殿的碳14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在阿布萨拉比赫,早王朝ⅢA时期的建筑遗存的碳14年代也在公元前2520和公元前2600年之间(Wright 1980 第95页)。对尼普尔早王朝Ⅰ末期的遗存测试结果表明,早王朝Ⅰ结束于公元前2800年(Wright 1980 第96页)。这样,我们就有了早王朝的碳14定年:早王朝Ⅰ,某年--2800BC,早王朝Ⅱ,2800BC--某年,早王朝ⅢA,2600BC--2334BC。这个年代基本与相对年代学中的中限年代学的年代相吻合。”(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8页)  

可见,尽管不同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有所矛盾,但是,并没有颠覆历史学体系,因为相差不算太大。

关于“欧贝德→乌鲁克→捷达姆迭特那色→早王朝”的绝对年代,“早王朝之前的年代就更没有定论了,有时不同学者对同一考古文化时期的年代的确定会有几百年(甚至更多)的区别。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早期考古与历史年代的情况。”(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8页)  

(Mallowan 1965,第12页)马洛旺的文化年代是(以下年代皆为公元前):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Adams 1981,第55页)亚当斯的文化年代是(以下年代皆为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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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ouda 1991,第458-459页)胡卢达的考古与历史年代为(以下年代皆为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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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ate 1992,第22页)波斯特加特的考古与历史年代为(以下年代皆为公元前):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以上均摘自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18--121页)  

如上所述,根据西方的研究,最早的楔形文字出现在乌鲁克Ⅳa,因此乌鲁克Ⅳ的定年非常关键。根据碳十四测年,乌鲁克Ⅳa的绝对年代为2815±85BC;根据德国人胡卢达的定年计算,乌鲁克Ⅳa为公元前2900年;根据英国人马洛旺和波斯特加特,乌鲁克Ⅳ定在公元前3300/3200年或之前;美国人亚当斯把乌鲁克Ⅳ的年代定为公元前4000前后。亚当斯与胡卢达对乌鲁克Ⅳ的定年相差1000多年。

于是,“大多数学者都采用折中定年,即把乌鲁克Ⅳ定在公元前3300-前3200年前后,如美国哈佛大学施丹凯勒教授(Steinkeller 1977,第41页),或美国耶鲁大学哈罗教授(Hallo 1971,第27页)。”(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23页)

尽管碳十四测年相差很多,但最后发现,西方在碳十四测年之前(1931)厘定的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与现在看到的经过碳十四科学测年之后的绝对年代体系基本吻合,即碳十四测年结果基本维护了西方早期由臆测而厘定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胡卢达把青铜年代定年为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说,此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这与我们熟知的青铜和铜石并用的绝对年代的认知差了好多。

“最早的青铜看来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在所有早期遗址中,首次出现青铜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2500年之前,在这此前是纯铜或砷铜。” (泰利柯特、华觉明等编译,《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第15页)

 

二、古埃及文明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 

“迈耶和比特里在前后只相差一年中所提出的两种埃及早期编年方案。迈耶在1904年把第一王朝的年代定为公元前3315年,比特里在次年把这一年代定为公元前5510年,而当时对此普遍的看法是公元前31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5页)

无论谁定、怎么定,无论如何地“普遍的看法”、“一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过是臆测罢了。

“古埃及并没有一个连续完整的国王统治年代顺序表,这给埃及学家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现代学者为了建立一套可信的历史年代表,就必须找到埃及纪年与公元纪年的转换方法。因为埃及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并不吻合,学者们关于古埃及历史年代表没有形成一致认识。例如,著名的埃及学家加德纳(A.Gardiner)、布列斯特德(J.Breasted)和皮特里(W.M.Petrie)等人都在各自的著作中给出了自己的历史年代表,这些年代表的具体时间都不一致。甚至可以说,几乎每本埃及史著作里面都有一张年代表,而每个作者给出的古埃及年代表都略有不同。综合来看,埃及年代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观点:以贝恩斯和玛莱克(Baines/Malek)为代表的早期说;以贝尔(Baer)为代表的中期说;以万特(Wente)为代表的晚期说。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古埃及年代的重建已经大致完成,英国著名埃及学家伊安·肖(Ian Shaw)在《牛津古代埃及史》中给出的年表是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年表。”(详见公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10-16文《“古代埃及年代学”讲座纪要》)

1920年代,“卡顿—汤普森小姐把法尤姆A期文化年代定为约公元前5000年,法尤姆B期约为公元前4500年,两组文化的持续时间为8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94页)

“赫扎因认为法尤姆A期与梅里姆德文化类似于塔萨文化,法尤姆B期则与巴达里、阿姆拉文化相当。”(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95页)

当然,后来发现法尤姆A晚于法尤姆B。

上下埃及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情况如下:

“埃及似乎没有纯粹的新石器文化”,“由于南北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分布的不同,通常分为南北两大文化群:下埃及文化群主要包括法尤姆文化A、麦里姆达文化、奥玛里文化和马阿底文化;下埃及文化群主要有塔萨文化、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和涅伽达我文化等”,“鲍姆伽特还指出,法尤姆文化A来自南方,‘法尤姆文化A是涅伽达文化Ⅰ时期的文化’,麦里姆达与涅伽达文化Ⅱ‘有商业关系’,而奥玛里发现物与麦里姆达的发现物有‘持久的联系’”。(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页)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后:

埃及史前文化的碳十四测年。如下图: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33页)

上图A、B列的数据是传统的或流行的或习用的两种年代划分,即碳十四测年之前的早期厘定的绝对年代。

“从上表的时间对比来看,互相之间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应该说C14测定法还是比较科学的。”(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123页)

碳十四测年法的科学性要由其自身以及其他方法加以验证或校正,而不是由早期估算和臆测的年代来证明或验证,到底谁证明谁呢?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不管怎么样,碳十四测年又维护了早期由估算臆测而厘定的埃及绝对年代,呵呵,不能不佩服西方早期估算臆测的准确性,或者说,碳十四科学测年对西方考古学基本没用。

三、印度文明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

“马歇尔最初认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000-400年,但在塞斯、加德和西徳尼·史密斯研究了各种印度-苏美尔之间的联系并发表评论之后,马歇尔把哈拉帕文化的繁荣期年代推前至公元前3250-前2750年,麦凯提出把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晚期地层年代改为公元前2500年。惠勒(1946年)和皮戈特(1950年)新近的分析认为,印度河文明的年代皮定为公元前2500一前1500年上下一千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5页)

“吠陀梵文和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只能把印度的上古史推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也就是吠陀梵文文献出现的时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91页)  

这种通过比较语言学进行绝对年代的估算臆测是不可能靠谱的,但是,西方学者根本不管,他们认定了它,并以此展开了无意义的各种后续复杂分析。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后:

“对哈拉帕文明的研究在7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放射性碳测年法使遗址的年代精确了得多了,而且人们已公认哈拉帕文明的城市时期是早在公元前1900年以前结束的。”(刘欣如,《介于哈拉帕文明与吠陀时期之间的“黑暗时代”》,《南亚研究》,1983·3)

“考古界在碳14用于考古测年以后很快发现印度河城市的衰亡比原来推测的要早得多,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而吠陀时候进入南亚的初期没有什么物质遗存,年代是靠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推算出来的,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500年,很可能还要迟一点。因此,当《梨俱吠陀》的因陀罗大神来到南亚摧毁城堡时,印度河上的城市早已被遗弃200余年。”(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33页)

对于语言测年和碳十四测年之间的区区200年,完全可以看成正常的误差,却被西方学者揪住不放,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后续一系列分析,还被刘欣如称之为“黑暗时代”。

四、爱琴海文明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

“比特里……断言爱琴海文明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迈锡尼文明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39页)

对于克里特岛文明,“阿瑟·伊文思……认为米诺斯文明的早期阶段为公元前3400年至前2100年、米诺斯文明中期为公元前2100年至前1550年,晚期为公元前1550年至前1100年……现在看来,米诺斯文明本身的起始年代实际上或许应该向后推。米诺斯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之前的校准年代很不完整,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进行修正,无论如何也需要把米诺斯文明的年代缩短。赖斯纳在研究了早期米诺斯的考古材料之后,把米诺斯早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700年至前2100年,彭德尔伯里认为米诺斯文明早一期不会晚于公元前3100年,而哈钦森在《米诺斯文明的年代说明》一文中主张的年代则在赖斯纳和彭德尔伯里规定的年代之间,即公元前3100年至前2400年。一般认为米诺斯中期大约始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的新石器时代不会比公元前4000年早很多。”(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90-191页)

“按照传统的陶器定年和与埃及的年代比较,晚期米诺文化第一期(LM Ⅰ)的年代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600-前1450年之间。”(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9页)  

晚期米诺文明的第一期LMⅠ分为两期:LMⅠa和LMⅠb。铁拉岛火山大喷发发生在LMⅠa末。

“铁拉岛发生火山大喷发……公元前1500年前夕。”(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9页)

“‘低限年代学’建立在爱琴与埃及的年代对应上,将铁拉岛的火山大喷发定年在公元前16世纪晚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50页)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后:

“由于爱琴陶器经常出口到埃及,被埃及人珍藏或埋入坟墓,而埃及的历史年代学和文字体系都比较完善,因而能够较容易和准确地确定一座坟墓的朝代和绝对年代,从而能大致确认埃及坟墓中的爱琴陶器的流行年代。因而,爱琴绝对年表依赖于埃及年表,后者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前者。近年来,因采用新的科学手段进行绝对年代测定,爱琴年代学发生重大变化,因而导致两种爱琴绝对年表并存的局面:即坚持传统爱琴定年的‘低年表’和作出重大调整的‘高年表’。两个年表的主要分歧发生在米诺斯文化晚期第一期(LMⅠ)的年代确定上。”(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49页)

“目前,爱琴文明的绝对年代分期主要分成高低两个年代体系。‘高限年代学(high chronology)’是曼宁(S.W.Manning)在其《爱琴早期青铜时代的绝对年表,考古、放射性碳和历史》(1995)一书中所采用的,主要以树年轮、碳14和冰核测试等科学方法获得的绝对年代作为建立年表的关键参考点,如铁拉岛火山喷发的绝对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1628/1627年。‘低限年代学’是学术界长期采用的传统爱琴年代体系,被瓦伦和汉基的《爱琴青铜时代年表》所采用,但对迈锡尼文明晚期(LHⅢA—Ⅱ-ⅠB)的年代作出修正。”(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50页)

这里所谓“爱琴年代学发生重大变化”不过100年而已,碳十四测年的误差和置信度就足以把这一点差别抹杀掉。但是,西方学者却显得很“严肃”“严谨”,且与两河和埃及的碳十四测年误差相比较而言,未免小题大做?

五、青铜年代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

蒙特留斯把英国青铜年代分为五个阶段:“2500-2000BC,红铜时代;2000-1650BC,青铜时代第一阶段;1650-1400BC;1400-1150BC;1150-800BC。”(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3页)

根据《世界冶金发展史》,如下三表,表中划黄线部分为20世纪30年代、即1949年碳十四发明之前的数据,其余部分为1971年之前的数据,多为60年代的数据,是否为碳十四测得未知。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泰利柯特、华觉明等编译,《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第13-14页)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泰利柯特、华觉明等编译,《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第38页)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泰利柯特、华觉明等编译,《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第5页)

1949年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后: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泰利柯特、华觉明等编译,《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第16页)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泰利柯特、华觉明等编译,《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第15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碳十四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一场革命,是科学测年,但其引起的巨大争议使得泰利柯特依然采用早先习用的考古年代编排。

西方碳十四测年可靠吗?

从碳十四测年数据看,有时数据之间的矛盾有点大,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还很大,如乌鲁克Ⅳ相差1000多年,以至于最后只能用早期估算臆测确定的习用的考古年代,因为毕竟早期基于中东中心论的历史哲学所编排的年代体系在形式上较为自洽。

与此同时,对比由语言学测年法所估算臆测的年代数据与碳十四测年法测得的年代数据仅晚200年,“证明”了语言测年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但面对乌鲁克等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的巨大误差,西方学者毫不在意,既不考虑碳十四测年的误差范围和置信度,也不考虑语言测年的可靠性和误差范围,把这“200年”看成了真实真切的鸿沟,并以此展开后续的一系列分析并得出结论:雅利安人到来前哈拉帕文明已经消亡了。

由上述这些碳十四测年之前和之后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在历史时期,碳十四测得的绝对年代数据拟合结果与早期估算臆测的绝对年代数据较为契合(除个别外),史前时期相差较大或者说相距并不甚远,总体上都比早期估算臆测的更早,且基本上维护了早期由估算臆测而建立的绝对年代体系,即碳十四测年沦为为早期臆测的绝对年代体系作背书,显示和证明了早期所估算臆测的绝对年代相当精准,甚至显得碳十四测年是多余的、没用,而所谓碳十四的革命意义似乎只在于从今往后不用再估算臆测了。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西方早期以中东中心论的历史哲学所编排和估算臆测的中国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明显错误,相差达两、三千年之多,以至于安特生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和徐中舒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民族文化”的错误观点。

根据拙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黍篇)》论述,西方单方面对西亚哈拉夫地层的黍和欧洲LBK地层的黍的碳十四测年得到的所有全部年代数据都明显比中外合作进行的碳十四测年要早得多(1500-3000年),且不能用“晚期混入”来解释,因为“晚期混入”不是常见现象,也绝不是必然现象。

根据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化》2013·1),中国彩陶文化从甘肃一直西传到中亚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1300BC西传到新疆西部,“楚斯特文化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和第1千纪初期分布在费尔干纳盆地”,那么,与伊朗锡亚尔克一期的彩陶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差达4000年,这是一条时间上的巨大鸿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锡亚尔克的历经4000年却不能传到中亚?为什么被大山阻隔封闭的中国彩陶却西传到了中亚?伊朗锡亚尔克的绝对年代到底是多少?锡亚尔克的彩陶是否是费尔干纳西传过去的?因为锡亚尔克的绝对年代是在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就已经被西方通过估算而厘定了,而那只不过是臆测而已,绝不可能靠谱!

基于上述,一、我多次说到,西方早期估算臆测的绝对年代体系不可能靠谱,它们只不过是上古中东中心论的产物。二、西方碳十四测年以“科学的证据”证明了早期估算臆测的精确性,沦为早期估算臆测的背书。三、西方早期通过估算臆测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错误,导致了LBK时期的欧洲黍的绝对年代的错误,导致了中亚彩陶和伊朗彩陶的绝对年代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如果说LBK时期的欧洲黍由5000年前被降到3500年前、哈拉夫时期的西亚黍由7000年前被降到4000年前还不够惊讶的话,那么7000年前的锡亚尔克一期被降到2500年前恐怕就要使人震惊得瞠目结舌了。四、我们绝不能说到中华文明西来说时就坚持单一起源论,说到中华文明西去说时就坚持多地区起源论,绝不能玩弄或听任玩弄“双重标准”,如果伊朗和欧洲彩陶不是独立起源,则必源于中国,那么西方整个考古学年代体系就要崩溃,而在我看来,事实就是如此——早崩晚崩都要崩!

既然如此,问题来了,西方所进行的单方面碳十四测年真的靠谱吗?真的可信吗?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具体的、确切的、我谓之为典型的案例来揭示西方碳十四测年的问题,即东南亚青铜的碳十四测年。

东南亚青铜考古

这里的东南亚是指大陆上的东南亚,即中国所说的中南半岛。

“从20世纪20年代始,越南首先发现了著名的东山青铜文化遗址,进入60-70年代,在泰、柬、老、印尼和菲律宾等国也有许多发现。”(梁志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文化和古代铜鼓综述》,《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

一、越南北部的冯原遗址

“在越南北方的中游地区、北部平原和中部以北地区相继发现了冯原(青铜时代初期)、同豆(青铜时代中期)、么丘(青铜时代极盛期)和东山(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等阶段的相互连接的青铜时代遗址。”(梁志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文化和古代铜鼓综述》,《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

“冯原遗址位于越南北部永富省(原富寿省),于1958年发现,次年首次发掘……冯原文化后期内出土有红铜器和青铜器物。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000年上半叶。”(梁志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文化和古代铜鼓综述》,《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

越南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00-1500年。

二、泰国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泰国青铜遗址,▲1 农诺他遗址3500-2500BC,▲2 班清遗址2000BC,▲3 普隆遗址1750-1425BC,▲4 班农瓦遗址1000BC,▲5 华富里青铜遗址群2000-1000BC

 

1.农诺他遗址

“1965年1月、1965年12月-1966年4月和1968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索尔海姆、贝亚德和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帕克分别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和发掘……贝亚德将其分为三期。早期,包括三段,约当公元前3500年-前2500年,出土物包括陶器、稻谷以及牛和猪的遗骸。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的发现。中期,包括八段,约当公元前2500-公元200年,出土物有陶器、砂石合范和坩埚。晚期,包括六段,年代大约为公元1000年至今。晚期和中期之间尚有一段缺环。”(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至1979年,农诺他遗址共测出32个碳十四数据和4个热释光数据。从贝亚德提供的数据表中可以看出,自相矛盾的数据很多。以属于早期的15个数据为例(未注明的均为碳十四数据):

第一段:PT—277      2995±320 B.C.热释

            FSU—340    2620±130 B.C.

            FSU—345    1720±130 B.C.

            GX—1612     800±130 B.C.

            N—1324       910±90 A.D.骨

            N—1325       280±200 B.C.骨

第二段:N—1327       560±130 B.C.骨

            N—1328       540±80 B.C.骨

            GAK—959     30±140 A.D.

第三段:GAK—1034   3590±320 B.C.

            FSU—342     1200±130 B.C.

            PT—276        2420±200 B.C.热释光

            I—5324         720±95 B.C.骨

            N—1326        320±115 B.C.骨

            N—1362       70±230 A.D.骨

从上列数据可以看出,属早期第1段的数据(N—1324),竟然晚到公元1000年前后。即使如贝亚德所说,骨质标本的测年误差较大,应当舍弃,那么第一段的数据最大差距仍达2000余年,同属第3段的数据,最大差距达2300余年;而第2段的一个数据则已晚到公元前后。属中、晚期的早晚颠倒、自相矛盾的数据,亦不胜枚举。(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绝对年代的误差实在太大太大,而绝对年代的先后关于源流,岂可等闲视之;二、西方考古的严谨性存在重大问题、乃至致命问题。农诺他遗址是西方于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比西亚、埃及、欧洲等遗址的发掘要晚得多,尚且如此不靠谱,我们还能如何相信西方此前考古所建立的体系?

“此前,泰国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于青铜器出现的年代,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并且还是在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农诺他遗址中发现的属公元前3000—前2500年间的青铜器,将泰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00余年,这在考古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称为泰国考古学之父的清·尤地(Chin You-di)提出:‘在泰国的东北部制造青铜器,比目前所知道的中国商朝开始制造青铜器的时间早近一千年,也比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的主人开始制造青铜器时间早近一百年或百余年。’索尔海姆认为,与青铜斧共出的木炭的碳十四测年表明,农诺他遗址用砂石合范铸造的青铜斧的时代,肯定超过公元前2300年,或许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比印度已知最原始的青铜器早500年,也比中国任何青铜器早1000年。”(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而就是以这种矛盾的数据和脆弱的结果,就已经急匆匆地、迫不及待地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初步的比较研究:泰国青铜比中国和印度早。

2.班清遗址

“1966年,美国驻泰国大使的儿子、哈佛大学学生史迪夫·扬(Stephen Young)在班清搞社会调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些施复杂卷涡纹的彩陶片,这些陶片被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应用科学中心博物馆(Museum Applied Science Center for Archaeology,简称MASCA)作热释光法断代,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630年。该年代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之后,泰国艺术厅组织了几次发掘,但未能揭示班清遗址的范围和文化内涵。

“1974—1975年,以切斯特·戈尔曼为代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以皮塞特·夏鲁翁格萨(Pisit Charoenwongsa)为代表的泰国艺术厅,开始对班清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与研究。”(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1976年,《探索》杂志公布了戈尔曼和皮赛特关于班清遗址的第一篇发掘简报。在这篇简报中,他们根据对相对深度的墓葬中出土的某些特殊器类的现场印象,将遗址分为七期:第Ⅰ期和第Ⅱ期未能从地层上进行划分……出土物有……小件青铜器,如青铜矛(M76)、手镯、脚镯等。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3600—前2900年。第Ⅲ期……随葬品有……青铜器,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第Ⅳ期……除青铜器外,还发现3件铜柄铁刃矛及1件铁丝编成的手镯。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1200年。铸铁出现的年代远远超出了过去所认为的在亚洲出现的时间。第Ⅴ期年代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第Ⅵ期的年代为公元前300—前250年;第Ⅶ期的年代为公元1600—1800年。”(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班清遗址的发掘及其资料的公布,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75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新闻周刊》(Newsweek)和《时代》(Time)等报刊杂志都先后发表文章,介绍和讨论班清遗址的发现,众口一辞地重复同一种观点,认为班清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青铜时代可能是首先从东南亚开始的,中国的青铜文化也很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对这种观点鼓吹最力的是索尔海姆。自农诺他和班清遗址发现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认为班清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是人类一切重要文化因素的发源地,中国的青铜器是在泰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中国青铜南来说”正式出炉。

泰国青铜年代:农诺他遗址的青铜年代始于3500-2500BC,班清遗址的青铜年代始于3600-2900BC,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让我充分领略了西方的孤胆英雄主义精神。

“农诺他和班清遗址的发掘,使考古学家们对泰国的青铜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但同时也引起了许多困惑,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农诺他和班清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的年代是否准确可靠?”(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泰国早期青铜器的年代问题,自农诺他和班清遗址发现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也是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为什么困惑?为什么困扰?是不是冲击了上古中东中心论?西亚、埃及、欧洲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有没有使其困惑、困扰而质疑其是否准确可靠?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当今世界史体系和考古学体系的知识不是西方国家有意建立的,而西方众多学者个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行为之集合所致的。

“1981年,主持班清遗址发掘的切斯特·戈尔曼博士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博士研究生乔伊斯·怀特(Joyce C. White)担负起分析和整理班清遗址资料的工作。1986年,怀特根据葬式、地层及陶器的变化,对班清遗址的编年进行了修正,1988和1990年,怀特又分别就其修正作了说明。怀特将戈尔曼划分的七期合并成了早、中、晚三期,把原认为出现在公元前3600—前2900年间的青铜矛头,改定为出现在约公元前2000年。”(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White最后得出如下结论:‘班清遗址的冶铜技术的出现可早至公元前1500年,甚至有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查尔斯·海汉姆,王剑雄、钟治译:《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断代: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

“总而观之,青铜器在该地区(班清)的出现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误差不出二百年,这一估计是有道理的。但我想申明,数据资料是不确切的,因此尚留有余地作其他解释。(乔伊斯• C• 怀特著,石应平译:《班清与泰国东北部青铜文化的编年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15-22页;该文是1988年提交的论文)

具体情况如下表: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初步的编年(右)和修正的编年(左)乔伊斯• C• 怀特著,石应平译:《班清与泰国东北部青铜文化的编年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5-22页)

班清遗址的青铜起始年代被怀特砍掉1000多年,农诺他遗址的青铜年代依旧不变,是不是也要砍呢?如果依旧不变,那么,农诺他遗址的青铜年代始于3500-2500BC,班清遗址的青铜年代被怀特从3600-2900BC修正为2000BC。

 

值得注意的是,2000BC或略晚的青铜遗址在泰国还有几个。

“自1984年起,泰国艺术厅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意大利东方艺术研究所等外国学术机构合作,设立了‘泰国冶金考古课题’(The Thailand Archaeometallurgy Project,简称TAP),在泰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碳十四测年显示,青铜年代始于2000-1500BC,如华富里附近的农帕外遗址、塔饮遗址、会延遗址以及廊开府的普隆遗址。(傅宪国,《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4期第77-86页)

3.班农瓦遗址

“班农瓦遗址位于班清遗址西南约270公里。”(查尔斯·海汉姆,王剑雄、钟治译:《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断代: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

“(班农瓦遗址)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始于公元前17世纪中叶,持续了将近150年。新石器时代第1期墓葬时代约在公元前1460年,持续了大约两代约50年时间。稍晚的新石器时代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在短暂的间歇后,继之兴起的是新石器时代第2期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可断代为公元前1259-前1056年。新石器时代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053-前996年,最大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查尔斯·海汉姆,王剑雄、钟治译:《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断代: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

班农瓦遗址是多叠层遗址,距班清遗址不太远,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早期青铜时代,班农瓦遗址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年。

正如怀特对戈尔曼关于班清青铜的绝对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批评一样,海汉姆也对怀特关于班清青铜的绝对年代也提出一系列批评,主要是基于考古发掘过程和碳十四测年的一些批评,如土层清晰度、遗址分期、器物所属层位、器物本身标准、检材种类、检材预处理、共存关系、碳十四测年数据量、碳十四检测方法等,这方面内容较为专业,我就不具体摘录,有兴趣朋友可参阅备注的引文;海汉姆认为东南亚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年。(怀特1990,海汉姆2010)

于是,“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断代以及它与中国古代文明关系尚处在争议中,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基于泰国东北部班农瓦遗址的75个放射性碳元素数据,把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开始年代划定在公元前1000年,发掘者认为该地区青铜器生产技术源自商以及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之间的贸易交流;而另一种观点的倡导者White则基于同属泰国东北部的班清遗址的9个放射性碳元素数据,认为东南亚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其源头并非中原地区或长江流域而是在更遥远的甘肃地区。”(查尔斯·海汉姆,王剑雄、钟治译:《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断代: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      如下图: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查尔斯·海汉姆,王剑雄、钟治译:《东南亚青铜时代的断代: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

讨论与结论

1.乌鲁克Ⅳ的绝对年代从4000BC到2815BC,相差达1000多年,是不是还可以更晚近、甚至到公元前后呢?

2.胡卢达把西亚青铜时代的开端从2800BC砍到2000BC,这样就与中国青铜年代产生巨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西亚青铜始发年代是否可以继续向晚近修正呢?

3.东南亚青铜时代的考古是西方人主导进行的,是西方采用西式考古学理论方法体系进行发掘研究的,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进行到本世纪初,至今还搞不清楚其绝对年代,至今还搞不清楚青铜缘起,从3000BC到2000BC、再到1000BC,历经两次修正,时间跨度高达2000多年,可谓变幻莫测,令人感到困惑迷糊。这足以颠覆一切学说。若取高限的3000BC,则“中国青铜南来说”破茧而出;如果取中限的2000BC,则“东南亚青铜源自甘肃说”横空出世;如果取低限的1000BC,则“东南亚青铜源自华南说”出炉。

4.西方早期对考古学绝对年代的估算臆测不靠谱,西方单方面所进行的碳十四测年也不可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很多是六、七十年代测得的。因此,对于目前流行的各种小麦、青铜、彩陶、绵羊、马、黄牛、车等绝对年代数据绝不能轻信:其一、不能轻信于西方单方面测年;其二、不能排除西方人故意造假,不能排除像藤村新一一样进行系统性造假的情况在西方大量存在。我们都知道,日本藤村新一所进行的系统性考古年代造假,差点儿改变东亚人类起源史。那么,像藤村新一这种系统性造假在西方存在吗?更何况西方历史考古体系的建立时期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浪漫主义肆虐的时期,如果我们依据“藤村新一”式的造假资料,得出的结论岂非荒唐?

5.西方对两河、埃及在碳十四测年前后年代数据之间的较大误差进行各种拟合,但对于印度和爱琴仅有的“200年”和“100年”误差却揪住不放,将其视为某种鸿沟而进行讨论或分高低限年代学,而完全无视正常误差(5%以内)以及置信度问题(68%),其行为做法是极其分裂的,令人难以理解。

6.一方面,早期估算臆测的绝对年代与碳十四测年结果大致吻合,就算不吻合,经过拟合或“一般认为”,也变得吻合。另一方面,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矛盾重重,高达2000多年。对于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的矛盾,有时候矛盾甚大却被拟合处理而无视了,有时候矛盾很小、在正常误差范围之内却又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鸿沟。

综上所述,西方研究预设了中东中心论和单一起源论的历史哲学,西方在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前一百多年里所估算臆测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不可信,在碳十四发明之后所进行的单方面碳十四测年数据也不可信,年代数据的处理也不可信,抛却数据的测定误差和置信度不谈、不排除西方考古发掘技术混乱、不排除西方伪造数据。探讨各种物质、技术、知识的起源和传播,绝对年代是关键,必须锱铢必较,绝不能有一丝含糊,绝不能直接抄写西方年代数据了事,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总而言之,世界考古学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假!打假的首要问题是:绝对年代打假!绝对年代打假的首要问题是:碳十四测年打假!

(完)

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碳十四篇)

本公众号此前发表的《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黍篇)》以及本文即《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碳十四篇)》构成颠覆西方考古学的“三部曲”,综合“三部曲”得出的结论是:

1.西方早期考古发掘不靠谱,胜似盗墓,但却奠定了西方考古学的基础和初步框架。

2.西方早期厘定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不可能科学,纯系估算和臆测,根本不可信。

3.西方以中东中心论的历史哲学编排世界考古学主要遗址的绝对年代体系,尽管形式上自洽,但根本不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

4.黍的绝对年代是经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琼斯教授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刘歆益教授等合作并经四国进行AMS检测而测定的,比西方早期估算臆测和单方面碳十四测年更可靠、更权威。

5.所谓欧洲LBK时地层的黍和西亚哈拉夫地层(根据年代推理)的黍都发生“晚期混入”的解释不可信,“晚期混入”绝不是常见现象或必然现象。

6.基于西方学者主导的东南亚青铜时代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变幻莫测,基于西方碳十四测年沦为早期绝对年代估算臆测的背书,基于黍的起源研究对西亚黍和欧洲黍的绝对年代的改正,基于彩陶绝对年代在中亚与伊朗之间的巨大鸿沟,充分的证据表明,西方单方面碳十四测年不可靠,也不可信。

7.虽然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主要是源于西方,但西方在实际上应用上并没有中国严谨和科学。中国考古学者不能天真地相信西方考古学者所搞的一切,同时,中国考古学者要开阔知识面,多看西方原始考古文献,多思多想,发现问题,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本着科学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有意愿和勇气去质疑它们。

8.当今考古学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假!打假的首要问题是:绝对年代打假!绝对年代打假的首要问题是:碳十四测年打假!

基于上述,我呼吁,把现有的各种起源和传播研究结论全部作废或冻结,成立国际联合考古组织(东亚、中亚、西亚、南亚、非洲、欧洲共同参与),制定统一标准,共同发掘,共同提取,多方检测,重新厘定世界主要遗址的绝对年代体系和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重新研究各种器物的起源和传播。在可靠可信的测年数据出来之前,停止一切关于“起源和传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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