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4佛教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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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四、佛教长城

乾隆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满足。准格尔人的反抗太激烈了,而且多次降而复叛,让他很难感到放心。为了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问题,他下达了对反叛部落进行彻底屠杀的命令。

清军在搞大屠杀方面一直很有心得。准格尔故地上的部族几乎被全部消灭,土地为之一空。不过,要说乾隆杀光了准格尔人,那也未免过于夸大。早期投降后一直没有叛乱的杜尔伯特部就耕牧如常,还有达瓦齐被俘之后,其亲信部族被迁往陕甘地区,也没有遭到屠戮。这部分大约占了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此外,还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准格尔人逃到了俄罗斯、哈萨克等地。也就是说准格尔人有百分之三十活了下来,没有被灭族。另有百分之四十死于天花。死于战乱和屠杀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其中很大部分参与了军事抵抗。完全无辜被杀的应该在百分之二十以内。这种量级的杀戮跟当年准格尔人的祖先在征服欧亚大陆过程中所进行的屠杀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屠杀政策并没有灭绝准格尔人,但确实造成了在原准格尔汗国范围内人烟稀少的状况,北疆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

对乾隆的这个决定,后世争议很大。大部分人持反对和强烈谴责的态度,但也有人认为它确实长期性的、彻底的解决了准格尔汗国对清帝国的威胁,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总体来看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决定。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准格尔人的威胁确实是永远消失了,但准格尔这片土地和它周边地区的叛乱却并没有消失。这片被清空的土地上,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重新聚集起来了很多人口,从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后,爆发了数不清的叛乱,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国家反分裂政策重点关注的地区。所以,要说依靠把土地上的人口清空就永久性的解决了问题,恐怕是言过其实的。

乾隆对准格尔的军事行动,总体来讲相当成功,堪称雄才大略,但最后的这一次屠杀,则有点用力过猛,不仅未能根治新疆分裂问题,反而给国家造成相当长远的伤害。

我们在前面讲过,人类古代文明按照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来分类,主要有两个大系,即中华世俗文明和西方神圣文明。中华世俗文明就以中国世俗政权统治区域为核心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世俗政权的权力高于宗教,人的世俗生活的优先性高于对神灵的崇拜。西方神圣文明主要就是宗教权力高于世俗政权,主要是四大宗教的传播区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其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与中华世俗文明隔阂最大,与中华文明极难融合。佛教是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跟一神教相比,它是哲学色彩比较重的宗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中华文明影响,与世俗社会不断结合,哲学化特征不断增强、神圣性色彩逐渐淡化。最终,在一神教神圣文明和中华核心区域的世俗文明中间,出现了一个“佛教缓冲区”。这个缓冲区,跟中华文明走的更近,很大部分可以视为中华文明的第二圈层。

对核心区的中华世俗文明而言,这一道缓冲区就好像一道无形的意识形态长城一样,提供了对一神教文明的防护,避免中华世俗文明与一神教文明的直接冲突。这一道缓冲区,也就被中国学者们称之为“佛教长城”。

在北方和西北方,是蒙古化的藏传佛教,它抵御着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天主教文明和西边的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在西南方向是西藏的藏传佛教,还有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传统佛国,抵御着来自海上的伊斯兰教的传播。直到今天,缅甸佛教徒还在和信仰伊斯兰的罗兴亚人存在激烈的冲突,这些佛教徒为抵御伊斯兰信仰从西南方向向中国渗透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北方的“佛教长城”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伊斯兰发源地通向中国腹地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从公元七世纪到乾隆年间,这一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在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一带,反复上演着伊斯兰文明和佛教文明冲突的血与火之歌。

伊斯兰教原本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单一性民族宗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扩张,开始向中亚地区的非阿拉伯民族传播。它向中亚传播的时间,正是中国唐王朝的前期。中亚属于唐朝鼎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双方发生冲突不可避免。

公元751年,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一带)发生战斗。这是双方第一次正面交锋。唐军约三万人,阿拉伯帝国联军约十五万人[1]。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战死约七万,而唐军损失(战死或被俘)一万五千余人。唐军虽然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但终究寡不敌众,率先溃败,主将高仙芝带残兵逃离了战场。从战役层面来讲,阿拉伯人取得了胜利。

但是,怛罗斯之战对唐朝来讲只是边防军发动的一次小战役,对阿拉伯来讲却是倾国来战,战争的巨大损失让阿拉伯人放弃了在中亚与唐朝争霸的图谋,改而求和。此后唐朝在中亚继续维持扩张,从战略层面看,胜利仍然属于唐朝。

真正让双方实力发生改变的是安史之乱。唐朝国力从此走向衰退,无力再维持中亚地区的霸权,中亚地区最终还是落入了阿拉伯帝国手中。

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也只维持了不到一百年,然后就走向衰落和分裂,退出了中亚腹地,但伊斯兰教却留了下来,成为中亚人的主要信仰。作为中亚与中华内地过度地带的新疆地区,就成为了伊斯兰势力和佛教势力交战的主战场。

新疆被天山划分为两大块区域,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和北宋这段时间,南疆为李氏家族所建立的于阗王国所统治,北疆为回鹘人(维吾尔人的祖先)建立的高昌回鹘汗国所统治。这两个政权都是佛教政权,其中于阗王国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地方政权,长期不断的派遣使者向中原王朝进攻和汇报工作,从唐末到五代一直到宋朝都未曾断绝。高仓回鹘也愿意向中原王朝表示臣服。

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是回鹘人建立的另外一个汗国——喀喇汗王朝。这是个伊斯兰政权。喀喇汗王朝对内部疯狂迫害佛教徒,对外则不断攻击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背后有很多伊斯兰国家提供支持,而于阗王国却一直得不到来自北宋王朝的任何支持。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于阗王国被喀喇汗王朝灭亡。这样,南疆就被基本伊斯兰化了。但高昌回鹘抵抗住了喀喇汗王朝的扩张,北疆地区仍旧以佛教为主。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4佛教长城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横扫中亚,无论佛教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都被蒙古帝国灭亡。蒙古人的文明程度非常低,所过之处虽然杀戮惨重,却反而被所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所征服,一部分被伊斯兰化,一部分被佛教化。总的来讲,靠近或位于中国的部分多信仰佛教,进入中亚的多改信了伊斯兰。在新疆地区,南疆以伊斯兰为主、北疆以佛教为主的局面没有因为蒙古帝国的扩张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清。

对中原内地来讲,北疆的位置更加重要,因为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主要是从北疆走。南疆的伊斯兰化对“佛教长城”而言还不是决定性的破坏,最重要的壁垒在北疆。

明朝未能有效的控制新疆,其在新疆的统治据点哈密多次失去。但明朝始终努力在新疆扶持愿意效忠中原政权的势力。一般来说,信仰佛教的势力更乐于亲近中国,信仰伊斯兰的势力更希望脱离中国。在明朝的影响下,新疆地区佛教势力逐渐占据上风。到了清朝初年,卫拉特蒙古——也就是准格尔人,在北疆建立了准格尔汗国,称霸中亚,并很快征服了南疆地区,将其主要宗教首领大小和卓[2]作为人质带往北疆软禁,确保汗国对南疆的控制。这标志着新疆地区乃至中亚地区佛教势力对伊斯兰势力重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但是,清军最终消灭了准格尔汗国,还把大小和卓给释放了。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大小和卓不但没有感恩,反而立即发动叛乱,试图脱离清朝独立。

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被镇压,清廷在南疆也建立了强有力的控制。但这些都无法弥补清军在北疆大屠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佛教长城”被摧毁了。

乾隆皇帝对伊斯兰教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一定认识,他在南疆推动政教分离,禁止和卓家族成为部族首领,在北疆也严格防范南疆部族迁入,还试图从内地迁移人口去填补准格尔人留下的空白。但内地汉人很难适应北疆的寒冷的气候,真正大规模进入北疆的是祖先来自中亚地区的东干穆斯林。这样,北疆地区很快就完成了伊斯兰化。

“佛教长城”在最关键的地方被打开了缺口,伊斯兰教便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沿着河西走廊向中原内地传播,甘肃、宁夏、陕西等孕育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华夏核心地区伊斯兰化程度也开始迅速加强

相对于佛教和各种中国本土宗教,明清时期的伊斯兰作为一种在境外发育成熟的一神教,其组织动员能力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可程度低,更容易成为少数野心家煽动国家分裂的工具,更容易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制造动乱,此后数百年的历史将一再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在近代俄罗斯蚕食中国西北部疆域的过程中,有很大一批伊斯兰教徒充当内奸和帮凶,抢夺中国领土、残害中国人民,这些都与乾隆屠灭准格尔的决策存在关联。

——实际上,伊斯兰教大规模向中国渗透有两次高潮。一次是蒙古灭亡南宋以后,一次就是清朝乾隆屠灭准格尔汗国以后。这两次高潮都与中原政权覆灭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事情重叠,并不是偶然的。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对中华世俗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让中华文明在抵御一神教入侵方面的能力大为下降。同时,蒙古和满洲都位于中华文明第二圈层而非核心圈层,对外来一神教的文化认同程度要高于核心圈层,其统治阶层中存在一大批信仰一神教之人,他们在推动一神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元时期,中亚回回在中国的地位甚至高于汉人,这显然极大的便利和推动了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乾隆平定西北的事业,做一个总体评价,应该是“功大于过、功不掩过”。“功大于过”是指他在关键时刻的战略决策被证明是正确的,让中原政权在新疆建立了有力的统治,为后来新疆成为中国稳定的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功不掩过”是指他在征服准格尔以后,毫无必要的发动了野蛮的大屠杀,毁掉了“佛教长城”,为此后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西北地区的局势增添了极为不利的变数。所谓“画蛇添足”、“过犹不及”,正是对乾隆西北军事行动决策的绝佳描述。

征服准格尔以后,最好的办法应该还是乾隆在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前制定的决策:废除汗国体制,将准格尔大汗家族全部迁往内地,留下四个部落分而治之,然后驻军管理。只是五百人太少了,应该再多一些,至少应该比驻藏大臣手下的两千兵力更多,并效仿汉唐进行军事屯垦。

尽管这样做,准格尔人的潜在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但相对于东干穆斯林对南疆穆斯林的制衡作用,准格尔人的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而且,他们与中华文明更为亲近。准格尔人既有脱离中原政权独立的倾向,也有抵御中华文明以外的势力入侵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留下更多的准格尔人应该更有利于新疆的稳定繁荣。

准格尔灭亡后,穆斯林建立的浩罕王国在中亚迅速崛起,弥补了准格尔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开始不断向新疆渗透侵略,成为乾隆死后嘉庆道光年间新疆乱局的主要源头。

 


[1]中国方面的记录是唐军三万,阿拉伯军队二十万;阿拉伯方面说唐军七万,阿拉伯军队十五万。我们都采用记录本方军队数量的数字,较为可靠。

[2]和卓是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圣裔”,就是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用来称呼伊斯兰教学者和大阿訇。

第三卷全集(连载中……)↓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6-5)海权帝国:观察西方文明特质的一个重要视角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4合纵连横:英国崛起背后的地缘政治与战争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3航海时代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2十字东征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1千年黑暗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10盛世饥馁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9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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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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