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7忠君理学

  • A+
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六、忠君理学

乾隆毁掉了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同时也保存并大力宣扬很多东西。他秉承康熙、雍正的政治路线,将与鼓吹“忠臣孝子”思想的有关文字文化保存了下来,理学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很多新的文化艺术作品也纷纷围绕“忠臣”和“孝子”两大主题粉墨登场。以满洲军事暴力为后盾、汉族理学思想为意识形态指引的满汉联合专政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

不过,康、雍、乾三位皇帝也都头脑清醒的看到,联合专政的前提必须是满洲勋贵第一、汉族士绅第二;暴力第一、理学第二。这种排序跟宋明理学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冲突,为此,必须对传统理学思想进行改造,才能使其更好的适应和服务于大清专制统治的需要。乾隆也跟康熙、雍正一样,在大搞文字狱的同时,十分注意推动打击“假道学”的活动。

道学就是理学的另一个说法,其称谓变迁我们在第二卷中已有介绍。早在宋明时期,就有“假道学”的说法。但它跟清朝皇帝反对的“假道学”不是一个意思。宋明时期的“假道学”,是指的某些道学家非常虚伪,坚持宽以待己、严于律人,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但这只是对道学表面上的打击,无非是说道学对个人的品行要求过高,甚至有些违反人性,很大一部分提倡道学的人自己也做不到。

清朝皇帝所反对的“假道学”,则要深刻的多。

理学家所倡导的圣人般的道德标准,比如不贪财不好色,以天下兴亡百姓安乐为己任等等,固然十分苛刻高调,但在理学理论上那是“真理论”,是理学学者必须努力通过修身养性、格物致知等方法达到的境界。很多人做不到,不代表理论不对,真的有很多笃信理学的人做到了,或者说是尽最大努力去做了。

理学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是它里边有一个“假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标准太苛刻大家做不到,而是它本来就是用来骗人的,即使最高级的理学学者也心知肚明那是假的,是整个道学理学学派压根就不打算做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假道学”,或者可以称之为“道学假”。康雍乾所反对的,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假道学”,而是“道学假”。

理学中的“假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忠君。

道学-理学理论的本质,是文官集团寻找自身独立性乃至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大一统国家形成以后,外部军事威胁降低,行政系统重要性上升。文官集团依靠对经济社会的掌控能力,可以有效制约军事权力。他们就需要一种理论来为自己的地位提供支撑。这就是道学。

道学跟传统儒学的区别就是特别强调“道统”,把对天道的解释权交到了儒家圣人手里,也就消解了皇帝对天道的代理权。所以,从根本上讲,道学跟忠君是天生敌对的,它的根本就是只忠于天道而不忠于皇帝。

拿到天道的解释权以后,儒家士大夫们就可以对上对抗皇权,对下搞宗法专制。

对皇帝,他们正气凛然,把“忠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对“忠君”这个词的解释并不是听命于皇帝,而是“致君尧舜”,也就是把皇帝培养成尧舜一样的君主。根据儒家经典,尧舜的标准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出席礼仪活动、给天下臣民做好孝敬父母管教儿女的表率,然后剩下的具体政治决策全都交给文官们去做。像明朝末期那种不准皇帝挑选太子、不准皇帝巡视边防、不准皇帝巡视江南,没事儿就上书把皇帝从人品道德到生理能力从头到尾数落一顿,都是“忠君”的表现。而跟皇帝也一条心,比如在万历立太子事件中倾向于支持皇帝的申时行、王锡爵等人,则被认为是乱臣贼子。

对自己,道学理学理论要求他们按照圣人的标准做事,不贪财不好色、认真学习道学,以天下和平百姓安乐为己任——但无需接受外部监督,主要靠自己修身养性来实现。

对老百姓,他们要求绝对服从,按照宗法原则进行管理。儿子绝对服从父亲,父母死了要守孝;妻子绝对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要守寡甚至殉葬。然后,从家庭伦理推出宗族伦理、国家伦理——族人绝对服从族长,人民绝对服从官僚。不然就是禽兽不如。因为这些都是天理。

在这套意识形态体系中,文官-地主士绅集团处于最舒服的状态,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

道学理学的理论核心,一言以蔽之——“虚君臣、实父子”。君权只是他们推行以宗法专制制度的一个幌子。这个理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强调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主要体现在“虚君臣”这个诉求上;它也有强烈的反动意义,就是通过“实父子”来强化宗法专制对人民的控制力。

这套理论在宋朝,以及明朝中后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应用。理学文官主导国家治理内政,把经济搞得比较繁荣,社会也相对比较安定,这是他们的一大成就——当然皇帝、武将、太监、心学学者等也都有很大贡献,不独是他们的功劳,只是说他们确实也有功劳。但问题也很突出:宗法宗族制度固然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极大的加强了社会两极分化、阶层固化,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精神也无从谈起。宋明理学,总的来说,是一个官僚集团和地主士绅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套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很不稳定。“虚君”以后,一方面国家没有一个最终责任主体,官僚士绅们失去皇权的监督,对下权力又不受限制,其腐化速度惊人;另一方面,军事集团的力量被过度削弱,宋明的士大夫们大搞“文官统兵”这种怪胎政策,国家军事力量因此被严重削弱。最后,宋明都完整的亡于北方野蛮民族入侵,让中华文明遭遇了空间的浩劫。

改变这种不稳定状态,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心学学派所倡议的改革,把“虚君臣、实父子”改为“虚君臣、虚父子”。也就是彻底改革宗法伦理和它的上层建筑,既不要君主专制也不要宗族统治,把个体从家族宗法中解放出来,以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为基础重建一套新的伦理体系,建立一个新社会。西方是通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来实现的,现代社会治理的诸多基本理念——自由、法治、民主等思想都源自其中。心学革命与之类似,是中国通过内部改革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先声,也是明末东南沿海商业手工业高度发达背景下新兴市民阶层的呼声。

——心学思想与理学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两派在打着“忠君”的旗号干着“虚君”的勾当方面是比较一致的,大哥不说二哥,五十步笑百步。但心学更强调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思想独立,并且把这种独立性推广到全体人类,喊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口号,打破少数圣贤对天道垄断解释权,力图推动为普通人争取平等自由的社会改革。

这个方案遭到了理学士大夫们的疯狂反对,东林党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明末社会的一切乱象都是宗法伦理未能得到彻底贯彻的结果,主张用宗法专制来管理和控制新兴的工商业市民阶层。心学则是霍乱人心的学问。心学革命最终未能成功,其失败的过程我们在第二卷中已有详细介绍。心学革命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明朝失去了通过和平改革进入近代社会的可能。

第二个改革方向,就是把“虚君臣、实父子”改为“实君臣、实父子”。也就是牺牲理学思想中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原则,引进一个掌握强大暴力但认可宗法专制的独裁君主,借助他和他背后的军事集团的力量来维护宗法专制,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保障国防安全。这样,理学士大夫们的日子就比宋明过的要差一些,不得不在独裁君主面前卑躬屈膝当奴才。再吹嘘自己掌握了“道统”、可以跟君权对抗,就只能被拉出去砍脑袋。但好处是换来了安全感,消除了军事力量不足带来的不稳定性,他们在做完奴才之余,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剥削和压迫百姓、族人和妻妾。

理学士绅们最终半推半就的选择了这第二条道路。有“推”的一面,因为它实在不如宋明时代舒服,但更多的是“就”的一面,南明时期的“联虏平寇”战略便是其最佳体现。

康熙在宣布尊崇理学道统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思想的改造。主要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名义对理学经典进行辑录注解,他重用李光地等汉族学者,编辑了《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书,钦定为理学权威著作。他还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一些批判,主要是指责一些理学学者空谈道统,对现实事务一窍不通,于国家人民无益,将汤斌、张伯行等人斥之为“伪理学家”,“徒拾浮词,沽名要誉”。只有踏踏实实做官做事,把皇帝的旨意认真落实执行的才是“真理学”。此外,他还通过对理学经典文献的“考证”,又结合“格物致知”的方法,得出结论:儒家文明发源地的泰山,其龙脉来自于满洲起家的长白山脉。[1]总之,就是要以满洲皇帝的身份兼任“理学教主”,掌握对理学思想的最终解释权。

总的来说,康熙的动作还算比较温和,对理学的某些批判也并非全无道理。

到了雍正,改造力度进一步加强。雍正反复向臣下强调,理学的核心就是“忠君”,“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而忠君的标准就是绝对听话。他直截了当的说,人臣要无时无刻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雍正在《御制朋党论》说: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叫《朋党论》,要是他活到今天,非收拾他不可。欧阳修主张君子要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多交朋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臣身心都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交朋友,而应该全身心的投入到服从君主意志的工作中去。朋党问题是宋明覆灭的主要原因,要根除朋党,就需要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非标准就应该由皇帝决定。如果大臣们都能坚持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就不会结党了。[2]

在这套理论指导下,儒家学者的人格与思想独立便无从谈起。雍正抓住了“伪道学”的根子,就是把道学中“忠君”的虚假口号做实。这让道学家们有口难辨,因为理学经典确实讲了要忠君。他们总不能说:我们讲忠君本来就拿来骗皇帝的,你怎么能当真呢?

雍正反的“伪道学”其实才是“真道学”,因为“真道学”本来就是“伪忠君”。伪才是真,真即是伪,这很有点佛家辩证法的意思。

到了乾隆这里,“忠君理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了“奸臣-名臣一体论”:名臣跟奸臣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奸臣当然坏,但名臣的出现,同样说明君权式微,非国家社稷之福。所以,本朝既不允许奸臣出现,也不会允许名臣出现。也就是说,所有臣民不分大小,都应该只是皇帝卑微听话的奴才。

乾隆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有努力学习和躬身实践的义务,决不允许以“道统”自居。有些官员在民间颇有政声,在其离任以后,地方上就会有人民或士绅为其立生词、德政碑,以示怀念。乾隆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臣下想要抛开皇帝另立道统的迹象,下令将各地为清朝官员所立的祠堂和功德碑全部摧毁。

乾隆四十六年,退休的大理寺卿、著名理学家尹嘉铨给皇帝上书,说本朝自顺治康熙至今,已经出现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汤斌、范文程、李光地、张伯行等。他们的思想言行,都是理学思想的伟大典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建议让他们“从祀孔庙”,也就是在孔子牌位旁边给他们也留个位置,受后人一起祭祀,以起到“光大圣道”的作用。尹嘉铨还把自己的父亲也列入了从祀孔庙的候选名单。

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在上面批示“大肆狂悖、不可恕矣!”

尹嘉铨立即就被逮捕并抄家。乾隆抄家的特点就是重点不在财产而在文字。这次抄尹嘉铨的家,乾隆特别指示,尹嘉铨“丧心病狂,实出寻常之外”,所以更要格外注意他平时妄自撰写的文章。所有诗册书信等,都要细心搜查。

尹氏是理学世家,家中藏书自然不少。经过搜查,总共查出书籍310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的书籍一柜,书板1200块,以及书信113封。乾隆亲自带领了一批翰林学士,仔细审读这些文字。[3]

审查的结果,果然找到了数十处违禁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

第一处,是尹嘉铨撰写了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朝的一些名臣包括张廷玉、鄂尔泰列了进去,记载了他们的一些言行还做了点评。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皇帝关于本朝无奸臣也无名臣的旨意,而且这些大臣的言行朝廷已有记录,其褒贬朝廷已有定论,尹嘉铨竟敢私自再做记录点评,这就是在朝廷决议之外另立善恶功过标准,试图把“道统”的解释权从皇帝手里拿走。

第二处,其著作中有一句:“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又安能独尊于其上?”显然是在攻击雍正的《御制朋党论》,为欧阳修的《朋党论》辩护。这句话体现了“真道学”——也就是雍正乾隆反对的“假道学”——的基本思想:士大夫要根据自己对道义、天道的理解团结起来,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尊君。这是乾隆决不能接受的。

此外,尹嘉铨书信中还有“为帝者师”等语,原本也是理学士大夫们自我标榜吹嘘的话头,乾隆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颁下谕旨让诸大臣评议:你们说说看,尹嘉铨的道德文章配做朕的师傅吗?大臣们一致表示,皇帝陛下学识渊博、天降英明,应该是全天下人的老师,而尹嘉铨不学无术、卑鄙下流,竟然妄想给皇帝当老师,实在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最后,刑部照例判处尹嘉铨凌迟处死,满门抄斩,女性为奴等等。再由皇帝大发慈悲,只将尹嘉铨绞死,家人宽免。其所有著作全部销毁,并通令全国搜查其著述有无流传,也一律追缴销毁。[4]

经过康雍乾三代帝王的的努力,“忠君理学”终于成功替代“道统理学”,实现了对传统理学思想的“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建立了一个完美契合满汉联合专政体制的意识形态体系。君主独裁和宗法专制浑然一体。

这个过程中,理学士绅们确实受了不少“委屈”,因为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老大变成了老二,降了一级。但借助满洲人的野蛮暴力,他们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宗法社会,既不担心外敌入侵丢人现眼,也不担心人民造反——这些事儿都由八旗军事集团帮他们搞定,可以放心大胆的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最终的结果,他们还是满意的。

意识形态工程完工以后,一个空前强大和完善的“宗法专制理想国”终于构建完成。满洲统治集团通过与汉族士绅在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功联合,跳出了中国历史上“胡虏无百年国运”的诅咒,大大超越元朝不足一百年的寿命,建立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足以与汉、唐、明相提并论的超级帝国。


[1]《御制文集第四集》卷27《几暇格物篇》:“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遣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长白山之龙,放海而为泰山也”。

[2]张宏杰,《饥饿的盛世》,196页。

[3]张宏杰,《饥饿的盛世》,190页

[4]《清代文字狱档》,第六缉,349-404页。

第三卷全集(连载中……)↓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6-7)罗马法系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6-6)工业革命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6-5)海权帝国:观察西方文明特质的一个重要视角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4合纵连横:英国崛起背后的地缘政治与战争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3航海时代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2十字东征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6-1千年黑暗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10盛世饥馁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9闭关锁国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8带头贪腐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7忠君理学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6消灭记忆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5“文治”风暴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4佛教长城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3平定西北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2铁腕治吏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1乾隆十三年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15联合专政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14大义觉迷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13整治朋党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12任人唯贤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11模范督抚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10皇权之巅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9雍正革新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8择贤而立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7九龙夺嫡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6南山文祸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5博学鸿儒:笼络汉族士大夫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4御驾亲征:反击准格尔叛乱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3明亡英兴:晋商南下与英国纺织业崛起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2筚路蓝缕:中华民族开发江南的千年历程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2-1李约瑟难题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15禁海之祸:从厦门登陆战到台湾陷落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14孙李内讧:抗清运动最后希望的破灭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13两厥名王:战略性的胜利曙光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12桂林大捷:李定国西征与孔友德败亡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11假封秦王:大西军联合南明抗清的曲折传奇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10忠贞余响:堵胤锡之死与忠贞营的败落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9五省督师:李成栋反正与湖南的再丧失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8隆武皇帝:郑芝龙海商集团的政治投机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7“联虏平寇”战略下的两败俱伤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6剥茧抽丝:多维度视角下的明清换代史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5文明三问:对清军开国大屠杀的辨析与反思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4四川惨屠:谁才是四川人口灭绝的主凶?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3修罗杀场-清军征明中的屠杀记录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2底线战争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1-1亿万生灵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引子-赵烈文的预言!

=================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

发表评论

:?: :razz: :sad: :evil: :!: :smile: :oops: :grin: :eek: :shock: :???: :cool: :lol: :mad: :twisted: :roll: :wink: :idea: :arrow: :neutral: :cry: :mr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