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中华民族的苦难沉沦》-5-8带头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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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带头贪腐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七十多岁的皇帝终于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感到满意了。一些犯忌讳的文字送到皇帝那里,也不再要求深究,有时候奏报者还会被皇帝骂一顿无事生非。这样,文字狱的数量就迅速减少。到了乾隆五十年,他公开宣布,对“字句瑕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上谕一下,全国文字狱便迅速中止。

实际上,在年过七十以后,乾隆不仅放松了文字狱,对日常政务的处理也松懈了下来。他把国家大小事务都交给和珅,自己开始享受物质生活。和珅是满人,从小就接受精英训练,精通满、汉、藏、蒙四种文字,为人聪明伶俐、办事干练,本来是御前侍卫,被乾隆发现其才能后就迅速提拔成为国家重臣。他不仅负责处理国家政务,还负责帮乾隆皇帝管钱。

清朝皇帝的开支同明朝一样,都相对独立于中央财政。皇帝要追求享乐,动用户部的钱很不方便,每次都要公开下旨。明朝皇帝朝户部要钱一般都会被讨价还价一番,打个折,也可能直接被顶回去。清朝大臣虽然不敢这么干,但皇帝公开要钱总是一件没面子的事。只有皇帝自己的钱包——也就是内务府钱库——搞得鼓鼓的,花钱享乐才比较方便。清皇室的财源主要是三大块,第一块是皇室庄园收入;第二块是部分关税(包括海关和内陆税关)和盐税——户部和内务府按照一定比例分;第三块是各种产业经营以及理财。前面两块是常规的,第三块弹性较大。和珅是一个经商天才,非常善于投资理财,在他的打理下,皇室产业蒸蒸日上。

和珅还创造性的把“议罪银”制度化,代替传统的“罚俸”。地方官员犯了错误,只需要给皇帝交一笔“议罪银”就可以免罪或者减轻处罚。这笔银子跟“罚俸”有两大区别,第一是数额很大,动辄数万两银子;第二是——最关键的——不进户部,直接进内务府落入皇帝的腰包。“议罪银”制度化,相当于把乾隆二十三年废除的“完赃减等”制度又重新恢复,而且变得更糟糕,因为它没有计算规则,和珅说多少合适就多少合适。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和,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

官员们很欢迎这个制度,毕竟钱财乃身外之物,保住官位和性命更重要。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最夸张的是河南巡抚何裕城主动报告,自己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请求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1]

“议罪”的银子,相当于官员向皇帝个人的贿赂。这些银子当然全都来自于对民间的搜刮,而且会层层放大,督抚交一万两,就会向州县索取三五万两,州县官员就敢向百姓勒索十万两。在此过程中,和珅自己也大收贿赂、中饱私囊,成为仅次于皇帝的全国第二富豪。

晚年乾隆享乐的另一个大头就是收受地方官员的各种“贡品”。

当官员们发现皇帝对贡品的关注程度高于违禁文字以后,立马就拿出查禁违禁图书的劲头来向民间搜刮各种奇珍异宝。

进贡的借口很多: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七十大寿,全国掀起进贡狂潮。进京献贡的车辆多达三万多辆。这些贡车为了抢先进京,争夺道路,打着火把日夜兼程,数百万平方公平的土地上,各条官道一路灯火辉煌、铃响马嘶,场面极其壮观。

最受乾隆喜欢的包括各种古代书画、西洋钟表和精制玉器瓷器等高级工艺品。广州地区进口的钟表价格因此暴涨。目前收藏在故宫的上万件古玉,大多数都是乾隆时期由各地官员进贡的。全国各地的书画珍品也大量涌入皇宫。乾隆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鉴赏书画之后在上边盖上自己的各种印章,或者题词,今天故宫收藏的几乎所有古字画上都能看到乾隆的印章或字迹,有些玉器瓷器上也会刻上他的题词,因为被后人讽刺为“盖章狂魔”、“题字狂魔”。

图:元 赵孟《人骑图》。上面章几乎全是乾隆盖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在搜刮奢侈品、艺术品方面能够与乾隆相比。张宏杰干脆将乾隆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为了表示“客气”,皇帝一般会退回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贡品。这些退回的部分,就成了官员们的合法收藏。打着“办贡”的旗号向民间搜刮勒索的风气,自然也越来越烈。

乾隆还特别热爱到各地巡视,尤其以六次下江南而闻名。在其中青年时代,这种巡视以政务目的为主,视察各种工程、民生情况等等,也有宣示满洲皇权的政治含义。但到了乾隆中后期,就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享乐活动,所过之处,各地官员疯狂进献金银美食、奇珍异宝,营建行宫豪宅,以博取皇帝和他身边亲信——主要是和珅——的欢心。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乾隆下江南的巡视队伍称之为“蝗虫集团”,可以说是非常形象了。

在清王朝这种君主绝对专制的体制下,特别是经过“文字狱”和对“伪道学”的严厉打击以后,官场精英们注定只能是一群无耻的投机分子。他们缺乏高尚的政治理想——这个体制也不允许他们有这个东西,有的只是投机钻营的私欲。其中固然不乏能干之员,但真正有操守的人却极少。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行政效率只能靠皇帝本人支撑。当皇帝强势、聪明而且高度负责的时候,可以爆发出惊人的高效率。中青年时期的乾隆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他精力旺盛、责任心强,每天天不亮就穿戴整齐在大殿看书,等待大臣们来上班奏事,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几乎没有休息。每一份奏章都会仔细阅读批示,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被臣下欺隐的细节。而一旦皇帝本人松懈下来,官僚们没有任何责任心支撑其完成本职工作,就会立刻以惊人的速度腐化堕落、消极怠工。像明朝那样,明武宗朱厚照外出巡视边关或者嘉靖皇帝热衷修道,文官们仍然能够极力维持政府效率的情况,不会在清朝出现,起码绝不可能在乾隆朝出现。因为明朝的文官是把自己当成天下国家主人的——他们确实也是,清朝的官员则不可能有这种主人意识——他们也确实不是。

如同管理一家公司一样,拿死工资上班的人和有股份分红权的人,干活的态度往往大不一样。帝国管理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也与此类似。由于政府治理比公司治理更强调理想信念而非个人收益,官僚集团的主人意识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只会更大。再加上满清特有的民族特权和民族歧视体制,“代理人效应”自然更为突出。

乾隆中前期,承接雍正时代的良好风气,又有皇帝本人励精图治,官场尚属清廉高效。平定准格尔之后,皇帝把工作重心放到了“文治”问题上,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审读各种违碍文字,正儿八经的政务花的时间也就少了。大家也看明白了,不管是救灾还是反腐,在皇帝心头的分量都比不上“违碍文字”。官场的腐化开始不断扩大,到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乾隆前期,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数十万。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2]

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大案,甘肃官员们知道皇帝在救灾方面花钱一直很慷慨,就以救济旱灾的名义集体私分数百万两公款,持续七年之久,全省知县以上官员全部参与,也没有一个官员举报。如果不是西北发生大规模叛乱,中央军队进入甘肃后发现长期下雨,此事绝不会暴露。更神的是,首犯王亶望被抄家以后,负责审理此案的闽浙总督(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统管福建、浙江、台湾三省军民政务)陈辉祖竟然王亶望家里的贵重珍玩给“掉包”私吞,替换成一些普通物品充公入库。乾隆皇帝之前接受过王亶望的“贡品”,按照退回三分之一的惯例,有几件看上眼的好东西也忍痛割爱,退了回去。他亲自检查抄家上来的物品,想把那几件好东西再挑出来把玩把玩,这才发现问题。一查之下,陈辉祖和他的弟弟陈严祖一边查案一边大力贪污受贿,而且福建还查出来巨额亏空。程辉祖兄弟二人都被处死。

另一个牵连出来的重臣的是已经去世的军机大臣于敏中,他生前在乾隆面前积极主张为甘肃赈灾减免钱粮、开放捐输、拨放救灾款等等。于敏中是《四库全书》总裁,著名理学家,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也是张廷玉之后担任军机大臣时间最长的汉人,深受乾隆信任。但他死后,发生家人争夺财产的事情,闹到了中央。乾隆派人调查,发现于敏中竟然积累了超过两百万两银子的家产——相当于今天的两到三亿元人民币。需知明朝第一权臣张居正当十年首辅,死后被东林党攻击为生活奢侈、贪污腐化,抄家才抄出来家产十万两,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于敏中的家产也是张居正的好几倍。乾隆一直疑惑于敏中的巨额家产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才知道其中奥妙。虽然人已经死了,不再治罪,但把他的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从这个贪腐大案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场之腐败无耻、胆大妄为。总督、巡抚、军机大臣尚且如此,下边的情况就更不堪问了。

而这些贪腐的总根源,其实就在皇帝本人。从国家体制来看,皇帝和皇室的合法收入是有范围有界限的,皇室的婚丧嫁娶等关系国家礼仪的个人事务也可以找国库出钱,超过这个范围向臣下索取“议罪银”和贡品,严格来讲都属于贪污受贿。皇帝大开贿赂之门,手下的官员们想不贪腐也不可能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就是皇帝本人,第二大贪污犯就是他最信任的大臣和珅。这两大贪污犯高高在上、平安无事,下边的贪官多杀几个少杀几个,对贪腐大局都是无济于事的。官员们得到的教训无非是如何更好的隐蔽自己,以及如何更好的讨好和珅和皇帝以保障安全,而不是放弃贪腐、改走正途。[3]


[1]张宏杰,《饥饿的盛世》,234页。

[2]张宏杰,《饥饿的盛世》,239页。

[3]——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雍正、乾隆是三个不同的样本。朱元璋下手重、打击面广,对自己和亲信要求也严格,并且敢于发动群众;雍正下手不重(相对朱元璋和乾隆),但打击面很广,对自己和亲信要求也很严格,只是不敢发动群众;乾隆下手重,但打击面不广(相对于朱元璋和雍正),而且对自己和亲信搞特殊,对老百姓的举报高度警惕和怀疑。从最终效果来看,朱元璋反腐败的效果最好,雍正次之,乾隆最差。这三个样本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其中有三点比较值得深思:第一,鼓励人民群众主动揭露和打击特权腐败行为,对反腐败意义重大,顶层与底层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有效互动是政府清廉高效的重要保障;第二,广泛打击和杀一儆百两种手段应该配合使用,其中,扩大打击面广可能比对大案要案杀一儆百更有意义;第三,对自己和亲信不能搞特殊。

第三卷全集(连载中……)↓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6-5)海权帝国:观察西方文明特质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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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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