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核心是路线斗争(2)【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四卷1-10)待百姓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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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百姓条例》

焚书禁儒只是洪秀全“宗教建国”理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有一整套政策准备实施。

自从在广西行军途中宣布“小天堂”理想以后,洪秀全并没有对“小天堂”具体在哪里、应该建设成什么样做过具体表述。等到了南京,他就正式宣布,小天堂不在别处,就是南京城。

从金田到南京,军事指挥由杨秀清负责,洪秀全对战争既不了解也无兴趣。重要的军事决定,杨秀清会上奏天王,洪秀全则照例回复“旨准”两个字,不发表其它意见。除此之外,还会在紧要关头发布个天王圣旨,鼓励大家坚定信仰、为天父皇上帝的事业而奋斗。总的来说,看起来是个很好的“甩手掌柜”。等定都南京,有了稳定的基地,洪秀全建设“小天堂”的兴趣终于爆发了出来。大家发现,原来他许诺的“小天堂”虽然在地上、在凡间,却并不是为凡人服务的人间乐土,而是凡人为神灵服务的“模拟天堂”。洪秀全所希望建立的理想世界,是天堂在地上的投影:在这里,他作为天父皇上帝的儿子和唯一合法代理人,可以像天父皇上帝在天上一样为所欲为,众生则匍匐在他脚下,除了敬拜他和他的天父皇上帝以外,不应该有其它欲望或人生理想。

把南京建设成为“拜上帝教天国示范城”——也就是“小天堂”,正是洪秀全的奋斗目标。

南京城是在1853年3月19日攻克的,第二天又攻破了城中的满城,皆为杨秀清一线督战指挥。进城以后,杨秀清发布安民告示:“士宜横经( 读书) ,农须负未,工人居其肆,商贾转其筹。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故土,乐宁常业”。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原来干啥还继续干,军队不会干涉居民正常的生活工作。这样的政令自然受到百姓拥戴,城市生活一切安稳如常。清军方面的记录也说:“贼初入城,犹未敢遽入人家,数日传锣令百姓贸易如故”。

3月29号,洪秀全坐船带着他的小老婆们从安庆抵达南京,宣布建都金陵,改南京为“天京”。

过了几天,杨秀清离开南京,带兵去打镇江和扬州,中央军政事务则交给北王韦昌辉代为处理。扬州和镇江倒是很快打下来了,但杨秀清却生了病,在镇江养病一直没有返回南京。这段时间,洪秀全就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想法来建设南京“小天堂”了。

杨秀清刚走,洪秀全就和韦昌辉商量,将管理太平军和拜上帝教的《天条书》全面用于南京城市管理,据此颁布了《待百姓条例》,以取代杨秀清的安民告示。这份条例的全文已经失传,但在其它文献中保留了部分内容。它宣布,将天国百姓的所有财产——不管是土地还是商铺,收归天王所有。百姓可以继续耕田经营,但收获和利润都归天王,连新生的小孩,也归天王,日常生活物资则由天国政府统一分配供应。总之一句话,全面消灭“消灭家庭和私有制”,全面推行”天王所有制+配给制”:

“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 收取子息, 全归天王, 每年大口给米一石, 小口减半, 以作养生。所生男女, 亦选择归天王。铺店照常买卖, 但本利皆归天王, 不许百姓使用。如此则魂得升天, 否则即是邪心, 为妖魔, 魂不得升天, 其罪极大。”

根据魏文华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变政”始末》 中的考证,这段时间,韦昌辉所在的北王府成为了推动《待百姓条例》执行的政务中心,每天进来汇报的人堵塞道路。时人有诗记录:“凌晨牛角鸣乌乌、齐集北府人塞途”。

这一次“小天堂”建设,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消灭家庭,实行男女分别集中的营馆分居制。

有关这点,当时亲历其事的文化人有许多记载,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大体过程是先驱赶男子成立男馆,再驱赶女子成立女馆:

“男子先分馆聚处。男馆既立,贼又赶女子出,不准私住,越日,乃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女馆。每军以一至八分为八军,其夫与子寻踪至,虽见而不敢交一言,言则犯天条。”

突然拆分家庭带来的恐慌,加上简单粗暴的执行,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许多人出于恐惧而直接全家自杀。在男馆女馆中,所有人被强制参加王府建设等劳役,休息吃饭住宿都统一管理。除此以外,就是过宗教生活,参加礼拜和听讲经文等。

第二、没收私人工商业,设立官典衙。

这在前面引用的《待百姓条例》残留文字中已有体现。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后来在天京将全城商店和手工业作坊都收归国有,成立百工衙和诸匠营。

第三、独尊拜上帝教,焚除一切中国书籍的文化政策。

这就是上一节讲的颁布《诏书盖玺颁行论》、推动焚书禁儒之事。

第四、大兴土木、营建王府,建立森严的等级特权体制。

驱使分居在各营馆的男人妇女,并从上游湖北等地招来工匠,为天王及诸王侯赶建王府。又从女馆中为诸王选征美女,从育材馆里挑取少年儿童为王侯丞相们打扇听使。洪秀全把他《太平礼制》思想大力推行,从上到下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制定待遇和排场。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天王府占地方圆十里,东王府占地方圆八里,其余诸王、官员的仪仗和王府依次递减。连只管二十五个人的小官“两司马”也可以乘坐四人抬的黑轿,“用器则诸王使用金铸的尿壶,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1]

这些做法,在太平天国辖区内的军民中间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清军从舆论上攻击太平军提供了口实。南京城的商业迅速萧条,大量居民逃亡出城。

由于无关紧急军务,在镇江养病的杨秀清应该是没有太花时间去了解。不过,这些荒唐的政策很快波及到了军队,这就不由得他不出手干预了。

韦昌辉和洪秀全并不满足于只在南京城里边推行其政策,也积极插手其它地区和军队的管理事务。他们很快发现,在“理想国”的完美体制中,竟然有一支军队没有严格区分男营女营,不严格遵守战争所得财物必须全部上缴“圣库”的规定,这就是“水营”。

金田起义的时候没有水营,它是太平军在进军岳州、武昌的时候,从沿洞庭湖、长江募集的船工组建的,一直由杨秀清直接指挥。水营的首领唐正财也不是金田起义的老兵,而是岳州船工领袖。这些人加入了太平军,但并非拜上帝教教徒。船工们常年在水上生活,以船为家,一家老小都住在船上,有诸多特殊生活习惯。杨秀清敏锐的意识到水师对太平军的战略意义,决心打破常规发展水营。为此,杨秀清向唐正财等人承诺:水营不分男营女营,船工们仍旧跟妻子小孩在船上一起居住,战斗所缴获的物资也可以自己内部分配——只要执行不烧杀抢掠、服从统一军事指挥的义务即可。甚至让水营的人可以不用蓄发——也就是可以继续剃头留辫子,到了南京以后,船工们可以自由选择留下来参军做官,也可以拿到奖赏以后还做普通船工。总的来说,水营既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又有点像是太平军的“雇工”,半工半兵,不是纯粹的军队。杨秀清给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是作战,而是物资和人员运输,带有二线后勤部队性质。

杨秀清的这个特殊政策,让船工们没有了后顾之忧,纷纷带船来投,相当于从太平军这里谋一个搞运输的工作,干完了留着辫子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活儿。太平军的水营迅速从无到有、成长壮大。从此后,太平军机动能力猛增,火速席卷武昌、南京。可以说,水营是太平军的秘密武器、特殊战略力量。

韦昌辉和洪秀全不管这些,“天父皇上帝”治下不允许有违反教规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在水营中也分男营女营,还要把船工们放在船上的财物连带船只本身,一起充公归入“圣库”,然后把船只像分配普通物资一样,分到各个太平军部队分别管理。

韦昌辉派亲信张子朋到长江沿岸执行他的政策。张子朋作风简单粗暴,跟许多船工发生冲突。这一下水营军心汹汹,很多人直接就带着船只离开太平军,去投降清军。整个水营都面临叛变的风险。

杨秀清得到水营哗变的消息,估计是快要气疯了——这可是要自断太平军交通命脉的战略性错误。也顾不得生病,立刻启程回到南京,直奔北王府,把韦昌辉臭骂一顿,将其杖责数百,又下令杖责张子朋一千下。又给了唐正财许多金银布帛,加封为正丞相,许诺不改变原有政策,让唐正财带着钱和政策去做工作,这才把水营稳定下来。

平息水营哗变之后,杨秀清又把几个月前发布的安民告示重新找出来,以他和萧朝贵的名义再次发布了一遍,名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告谕》,重申士、农、工、商“四民”仍然各自做自己的工作,禁止军队干涉。

——为什么杨秀清会把已经死去很久的萧朝贵重新搬出来呢?看起来他对萧朝贵是十分怀念的,引以为同志。他应该会想起金田起义前夕,自己生病期间,萧朝贵代理组织工作,搞得井井有条。萧朝贵若在,不管是谁去前线、谁留守南京,都绝不至于闹出这种荒唐的事情出来。

不过,杨秀清只是制止了这些荒唐的政策继续往更可怕的方向发展,对既成事实,并没有全面“纠偏”——男馆女馆没有解散、王府工程也没有停止,对焚书禁儒的行动也只是提醒说“未便一概全废”,还没有放狠话坚决终止。他很清楚,韦昌辉的背后是洪秀全。洪秀全是他和所有拜上帝教徒的宗教导师,对洪秀全的路线方针,杨秀清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反思,他只是凭良知和直觉,从防止“水营哗变”这种极端事件的角度考虑,予以局部纠正。他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军事问题上。


[1]魏文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变政”始末》,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95第05期

(作者:李晓鹏;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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