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3)太平军夺取江浙与第二次西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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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庆围城:第二次西征失败及其原因
  
  在清军开始逐步统一军事战略的同时,太平军内部却发生了分歧。陈玉成主张立刻挥师西征,集中兵力到安徽与湘军主力决战,解围安庆。洪秀全也支持这个方案。但洪仁玕和李秀成则主张趁胜追击江南大营残部,趁机攻取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彻底解除来自下游的威胁,并获取这些地区的粮食物资。洪仁玕甚至构想,可以获得上海、宁波关税,然后用这些关税购买洋人的军舰,获得水路优势,再与湘军决战。
  
  经过反复博弈,洪秀全再次被迫同意了洪仁玕和李秀成的方案,但给东征定了一个苛刻的时间表:必须在一个月内结束,然后北上援助安徽。
  
  最后的实际情况是,李秀成果然在一个月内追剿了江南大营残部,夺取了苏州、太仓等地,兵锋再指杭州,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纳入控制。经李秀成申请,洪秀全同意在这些地方建立“苏福省”,由李秀成总理全省军务政务。
  
  清廷对苏南战局极为着急,生怕再次丢掉杭州,接连下令曾国藩带兵救援。曾国藩坚决不救。但为了给皇帝面子,他把自己的总指挥部建到了距离安庆东南120公里的祁门,以形成对江西南部、浙江的呼应之势,其实主力根本没动。
  
  ——这一下,李秀成终于在战略层面遇到了真正能打的对手。如果曾国藩派遣主力东征,救援苏杭,他就可以把二破江南大营的好戏再演一遍——立刻向西折返,与陈玉成合兵一路,以优势兵力解救安庆。但曾国藩没上当,这就不好办了。
  
  紧接着,李秀成又遇到了一个新麻烦,就是西方列强开始介入中国内战。
  
  李秀成和洪仁玕都想要夺取上海。但洪仁玕主张与列强谈判、和平接收;李秀成认为这是幻想,坚持必须武力夺取。他跟洪仁玕说:“洋人只好打不好和”、“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
  
  洪仁玕为了说服李秀成,亲自前往苏州。在这里,他约见了很多“洋官”来讲和。我们今天不知道洪仁玕说的“洋官”是什么人,因为列强并没有派正式代表去苏州。从西方的记载来看,真正来苏州跟洪仁玕接触主要是一批传教士。面对这些来历不明的“洋官”和传教士,洪仁玕努力把拜上帝教解释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宣称这是在中国爆发的基督徒革命,并保证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西方各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自由通商。传教士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对洪仁玕的态度极为赞赏,上海的报纸也纷纷刊登这方面的报道。这其中,还有一个英国退伍军官叫做林德烈的,出于对太平军宗教信仰和革命路线的好感和支持,志愿参加了太平军,李秀成亲自给他授予了太平军军衔。
  
  由此,李秀成对西方列强的看法从高度警惕变得比较正面,他以为洪仁玕找来的这帮人的态度可以代表列强的外交立场,太平军只要战胜清军,便可以很顺利的和平接收上海。他也向这些传教士承诺,上海的外国资产将会受到严格的保护,通商政策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但李秀成和洪仁玕都没有意识到,传教士的态度跟英国政府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和宗教改革,欧洲国家的政府早已经完成世俗化,宗教在国家大政方针中所起的作用已经非常微小。列强政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核心是维护殖民利益,根本不在乎太平军信仰的是真基督教还是假基督教——他们在几百年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能为了夺取财富和殖民地而去攻打同为基督教国家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至于像林德烈这样的外国人参加太平军,则完全是个人行为,与政府决策无关。
  
  真正的决策者在上海,也就是各国的驻上海领事,这是列强在中国殖民利益的总代表。领事们对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事情一直持强硬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在五月就发表联合公报,要求太平军不能接近上海以外三十公里的范围,否则就准备动用武力。
  
  李秀成和洪仁玕都没有重视领事们发出的信息。李秀成不清楚西方传教士和政府的关系还可以理解,毕竟他没有机会了解近代国际政治。但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还认真研究西方政治写了《资政新篇》,竟然也搞不清楚传教士和英国政府正式代表的区别,这就难辞其咎了。一直到他被清军逮捕审问,洪仁玕还坚持认为,事情都是被李秀成“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态度搞砸的,如果李秀成听他的,上海早就和平解放了,他就可以拿着上海的关税去买“火轮船”沿江而上解放全中国。从这个事情来看,洪仁玕完全是个宗教书呆子,在香港也就主要跟一帮传教士混得熟,对真正的西方政治经济体系浅尝辄止,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李秀成这种身经百战的革命将领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认识也被他和他的传教士朋友们给带歪了。
  
  李秀成在上海周边调兵遣将,用一个月的时间肃清了外围清军,然后准备“和平接收”上海。在此期间,洋人和清军早已达成联防协议,他们非常无耻的利用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麻痹心理,派人假装“官方代表”与李秀成沟通,表示列强已经同意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有部分清军愿为内应,协助太平军接管上海。李秀成没有想到洋人竟然还会玩这种阴招,信以为真,他甚至还是坐着轿子而不是骑着马去的。“接收部队”刚接近上海,就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炮火攻击,李秀成自己也受了伤。太平军死伤七百余人,因为缺乏战斗准备,没有开枪还击就匆匆撤退了。
  
  随后,浙江嘉兴传来求援信息,浙江本地军队集中于嘉兴狙击太平军的进攻。嘉兴为苏南浙北通往杭州的咽喉,浙江方面必须全力固守,太平军也必须拿下嘉兴,才能保障苏南浙北的安全。李秀成也就顾不得上海,带兵去支援嘉兴战场,最终在1860年的9月拿下了嘉兴,杭州门户大开。不过这个时候安庆的局面已经很糟糕,距离洪秀全要求的一个月返回已经超过了三个月,李秀成不得不暂停进攻杭州,返回南京商讨新一轮的西征事宜。
  
  洪秀全亲自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参加。会议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西征计划:由陈玉成带兵从安徽北部、湖北北部进军,李秀成带兵从江西南部进军,绕开九江到安庆的湘军长江主阵地,进入湖北;南北两路大军突袭武昌,夺取湘军后勤基地,逼迫围困安庆的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
  
  这个计划是李秀成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的翻版。但执行难度又大了许多。最后的结果是:陈玉成在三月份到达了武汉,从江北逼近武昌,但李秀成却没能按时赶到。陈玉成在武汉周边等待了一段时间,没有李秀成的消息,却等来了英国外交参赞巴夏礼。
  
  巴夏礼是正宗的英国官方代表,曾经担任广州领事,主导了1856年英军进攻并占领广州的事件。这次事件被认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端。后来,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和法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但清廷一直拖着不正式换约,条约也就没有生效。等到1860年,英法联军决定武力进攻北京以迫使《天津条约》生效。巴夏礼作为全权代表去北京谈判《天津条约》换约的事情,被清廷扣押,英法联军以此为借口去攻打北京,又以巴夏礼等人在清廷监狱遭到虐待为由,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九江、汉口等长江沿岸城市对外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自由贸易、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等等。巴夏礼这次来武汉,是为了落实《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到汉口现场勘查租界范围、协定通商细节。
  
  对这样一号人物,陈玉成不敢怠慢。巴夏礼代表英国政府警告陈玉成不得进攻武汉三镇中的任何一镇,因为英国已经在这里取得了建立租界和通商的特权,攻打武汉就会被视为对英国商业利益的破坏。他又说,英国海军司令何伯正在从武汉返回上海的路上,路过南京的时候会去找洪秀全和洪仁玕说明情况,陈玉成需要等待南京方面的训令再做下一步行动。
  
  这个时候,李秀成的大军已经过江西南部,正在准备北上。而巴夏礼却告诉陈玉成,李秀成的军队还没有进入江西。
  
  陈玉成听了巴夏礼的话,表示自己将会撤回正在前往汉口的军队,也不会再进攻武汉三镇。
  
  此时武昌空虚,湘军能战之兵全部调到安徽战场去了,胡林翼甚至夸张的说“黄州以上无一兵一卒”。武昌城内有一些绿营老弱,根本不可能抵抗得住陈玉成大军的进攻。但陈玉成是从江北进攻,需要先占领汉口,然后渡江攻击。撤回进攻汉口的军队,也就等于放弃了攻打武昌。随后,陈玉成带兵离开黄州,返回安徽救援安庆去了。
  
  李秀成迟到了两个多月,等他于1861年6月中旬接近武昌的时候,胡林翼已经带兵从安徽返回了武昌,加强了武昌的防御,陈玉成也早就撤退了。他又得知鲍超带领湘军精锐追了上来,而李世贤在安徽被左宗棠带兵击败,自己的归路可能会被切断,不敢再去攻打武昌,只能带兵撤退。
  
  这样,第二次西征计划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西征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人以为主要在于陈玉成听信巴夏礼的谎话,放弃进攻武昌;也有人认为李秀成对西征态度不积极,想在苏福省当土皇帝,故意延误,所以才晚了两个多月到达武昌,应该负主要责任。
  
  实际上,第二次西征失败是必然的,跟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没有很大关系。曾国藩很早就得知了太平军要进攻武昌的计划,也看清楚了其中的奥妙——无非就是“围魏救赵”之计,想要吸引湘军从安庆撤围回援。他决心不管武昌,坚决围攻安庆。因此无论陈玉成和李秀成有没有攻下武昌,都不能改变大局。对此,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讲的十分清楚
  
  “群贼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这段话表明,曾国藩认真研究过李秀成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的策略,绝不可能上当。在他看来,武昌就是第二个杭州,就算被太平军占领,也会很快放弃,或者是留下小股部队守卫,大部分还是要沿江而下来支援安庆的。他已经知道安庆城中粮食短缺,坚持不了多久,因此完全不以武昌为意。
  
  陈玉成在要不要进攻武昌的问题上其实十分犹豫,巴夏礼的威胁和欺骗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期待的理想结果是:自己打到黄州,摆出要攻击武昌的架势,就可以吸引安庆的守军来救武昌。反之,如果真的渡江攻打武昌,可能会被困在武昌,难以去救援安庆。
  
  陈玉成3月17日到达黄州,要攻击汉口只需要一天。此时武昌都没有什么守军,汉口则接近于空城,唾手可得。陈玉成却一直到3月23号见到巴夏礼之前,都没有攻打汉口。此外,下游的田家镇江面狭窄,是强渡长江的最佳位置,陈玉成也没有派兵去占领田家镇。不占汉口和田家镇,从江北攻取武昌就是空话。
  
  如果李秀成按时到达,确实可以攻克武昌。但曾国藩早已下定决心对武昌置之不理,李秀成的到达时间并不会对战略全局发生很大影响。
  
  李秀成对西征武昌的计划不热心。他认为,攻取武昌并不能解围安庆,直接解救安庆也做不到。当时,正确的做法是像放弃镇江一样,让安庆守军直接弃城突围,保存有生力量。
  
  李秀成设计的新战略,是由他来经营江苏、浙江,获得充裕钱粮资源,又从江西、湖北等地招兵,把江西湖北的人和江浙的钱粮结合起来,同时购买和仿制西洋火炮、火枪,训练出数量足够的精锐力量,再与湘军决战。
  
  李秀成参加西征的主要目标,是招兵而不是夺取武昌。长江上游经过长年征战,加上清军和湘军纪律败坏、大肆掠夺,生产遭到破坏、土地大量荒芜,湖北、江西等地,饥民众多,人民纷纷造反,利于招兵。在苏州的时候,他就收到了来自湖北和江西等地起义军的消息,请求他前往收编。这些地方人多粮少,养不起大量军队,但可以带到江浙来。他去西征,主要就是去招兵的,其次才是配合一下陈玉成,分散清军注意力,让陈玉成从北边走得更顺利些。安庆是陈玉成的防地,是否需要为了解围安庆而夺取武昌主要由陈玉成决定,李秀成只是负责配合。一路上,李秀成遇到强敌就绕着走,坚决不打大仗硬仗,带出去一万来人,带回来了二三十万人,同时也成功吸引了长江以南的湘军,配合了陈玉成绕道攻击武昌,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
  
  从当时的战略局势来看,李秀成是对的。曾国藩已经铁了心要取安庆,湘军的战斗力也绝非绿营可比,安庆已不可救。太平军当时最大的问题不是占的地盘不够大、城池不够多,第一大问题是天京事变后训练有素的精锐兵力严重不足,陈玉成手下有两三万(包括他招募饥民后新训练出来的),李秀成手下有一万,李世贤、韦俊(韦俊投降后,余部归刘官芳带领)、杨辅清等各有数千。此外就是许多新招的捻军,这些人用来守城或者配合协作是可以的,当主力去野战肯定不行。第二个大问题是湘军水师依靠外国火炮基本控制长江上游航道,后勤保障无忧。这两个问题没解决,守安庆是等死、救安庆是找死。只要曾国藩不犯低级错误,太平军不管是打武昌以解围安庆还是直接去救安庆,都一定会失败。
  
  安庆城周边,湘军主力精锐云集,花大力气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又以长江作为稳定的后勤补给线,兵源、物资、武器都有充裕的保障。这是曾国藩为太平军预设好的决战战场。把太平军的全部主力投入到安庆会战,一定会失败。陈玉成在西征之前就去救过一次,失败了之后被迫西征,到了武昌看见湘军根本不理他,不得不再次回去救安庆,结果手下的精锐几乎全部丧失,整个过程如同羊入虎口一般,没有一点取胜的希望。
  
  李秀成手底下的兵,还不如陈玉成强。陈玉成手下广西广东的老兵比较多,然后就是他自己在皖北和湖北招的饥民,这些人比较容易训练成军。李秀成手底下的兵,大部分是招募的河南河北的捻军,这些人在加入太平军之前就有自己的领袖和山头,地域观念强、纪律性差,不容易整合。真正能打的,也就是李秀成自己带的一万左右的精锐。如果李秀成带主力去安庆帮助陈玉成,除了把自己也搭进去之外,不会有任何效果。他去湖北和江西招兵,就是想学习陈玉成,直接招饥民成军,训练成为精锐。但这新招的二三十万人,能平安带回江苏就不错了,未经训练投入战场遇到正规军就等于送死。
  
  无数历史学家谴责李秀成不认真执行西征计划、不及时帮助陈玉成解围安庆,其实都是中了曾国藩的圈套。按照这些学者们的思路,李秀成应该不惜成本尽最快速度先去打武汉,打下武汉之后如果发现曾国藩不理他们,那就再倾尽全力去救安庆——这就是在带着李秀成往曾国藩给挖的坑里跳。
  
  安庆之围是曾国藩一生用兵的最得意之作,它不是派兵包围安庆那么简单,而是在安庆周边水陆两个方向构建了一套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水师、战壕、火炮、营垒、城防等等。它很像两百多年前,皇太极指挥的锦州之围(参见第二卷)——在自己后勤补给很可靠的地方建立主阵地,围城打援,以逸待劳把前来支援的敌军消灭。洪承畴带领明军主力前去救援,全部葬送在了锦州城外,明朝灭亡乃成定局。太平军的主力也是有很多在安庆周边被消灭了——陈玉成去解救,全军覆没;后来洪秀全又派洪仁玕带领南京城内的兵马去解救,也是全军覆没。李秀成没有头脑发热,才为太平军保留了一小部分精锐力量,让太平天国不至于立刻崩溃。
  
  李秀成的战略构想,是不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此换取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和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来打造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正规军,弥补石达开带兵出走之后太平天国的最大战略弱项,然后在合适的地点与湘军主力决战。决战的胜负不在于人数多少,关键在于精锐的正规军的数量和武器质量对比,几十万乌合之众也不可能是一万湘军精锐的对手。当时的局面,唯一可能获得的稳定根据地就是江苏和浙江,这里是鱼米之乡、商业兴旺,又没怎么经过战乱,是非常好的后勤保障基地。之前主要负责保障清军江南大营,李秀成踏平江南大营之后,趁机夺取变成了太平军的基地。之前,他已经从外国商人手中购买过不少西洋火炮和枪支,又组织人在南京苏州等地仿制了西洋炮架,接下来需要的就是花钱花时间大规模购买、仿制西洋枪炮并装备军队。有人有钱有技术,主要缺的是时间。李秀成在自述中说,他希望有二十四个月——也就是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
  
  ——懂得军事的人都很清楚训练精兵的重要性,以及把新兵练成精锐的难度。如果认为李秀成从湖北江西归来可以直接带着刚招的二三十万饥民大军去解救安庆,这种人一定是军事白痴。曾国藩招募一万湘军,坚持在长沙和衡阳练兵半年多,不练好绝不出战,以至于太平军方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支军队存在。如果不是太平军攻击长沙,他还要继续练下去。后来派李鸿章带兵去上海,曾国藩也一再叮嘱,“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训练纯熟之前坚持“会防不会剿”。李鸿章牢记在心,到了上海,训练九千淮军,不管洋人和士绅如何催促,坚持只练不战,一直练了三个月的兵,等太平军都打到虹桥了才参战。太平军金田起义,“团营”之后也是先练兵,而不是先去找团练打仗。杨秀清让萧朝贵带三千兵马去打长沙,自己留守郴州,间接导致了萧朝贵战死,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有时间把在湖南新招募的三万人训练成军。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时间更长,他从浙江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练兵,足足练了三年才带出去围剿倭寇。李秀成要练出能对曾国藩统领的数万湘军形成优势的精锐,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以战代练”是不行的,不练就打很容易一触即溃,让军队损失惨重而且养成畏惧心理。考虑到严峻的战争形式,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训练上,二十四个月算是一个相对有保障的时间。
  
  如何获得这二十四个月时间呢?唯一的希望是南京。曾国藩的战略是顺流而下,先取安庆再取南京,这已经是摆在台面上的事,敌我双方都很清楚了。湘军攻取安庆后,还需要时间扫除南京外围,然后逐步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南京城比安庆要大很多,围困南京所需要的兵力也比安庆要多,如果城内兵精粮足,再由江苏根据地予以不定期的援救和接济,那就有可能争取到两年的时间。南京距离湘军的根据地湖南很远,距离太平军的江浙根据地很近。李秀成判断,湘军从九江到安庆,已经疲惫,如果再在南京城下围困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兵心不稳、人心思归现象。到时候他带领训练有素、武器先进的十余万甚至二十万精锐之师,在南京城下与湘军决战,或者干脆放弃南京再在江浙一带找别的决战战场,才有获胜的机会。[1]
  
  只要能干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统领的湘军主力,剩下的清军就都不足为虑了。这中间,如果陈玉成能主动放弃安庆,保留生力军,与曾国藩周旋更长的时间,或者让这部分军队回到南京守城,那就更好了。但这不是李秀成能管得了的事,他只能在自己能掌控的地盘和兵力范围内来执行这个战略。
  
  ——太平军围攻江南大营的时候,清廷一再要求曾国藩带兵前去营救,曾国藩为了确保对安庆的围困,坚决拒绝救援;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威胁武昌,湖北巡抚、曾国藩的铁哥们胡林翼在武昌城内日日焦心、一病不起,后来真的病死在武昌城内,曾国藩却视而不见坚决拒绝救援武昌。这些做法被后来证明是稳重而有战略眼光。李秀成不救安庆的决定跟曾国藩这些决定的出发点其实是一样的。在将饥民训练成军之前,他拒绝前往安庆救援,坚决不往曾国藩挖好的坑里跳,是出于整体战略的考虑。
  
  [1]李秀成的原话是:“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将省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其兵久而必惰而无斗战之心,然而再与其战。”二十四个月似乎是李秀成仔细推测后算定的时间,他在另外一处提到了这个时间,说“调陈得才来到苏省,当面订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马,廿四月回来解救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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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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