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4)李秀成治理江南的战略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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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第四卷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  
  治理江南:李秀成的战略布局
  
  李秀成的这个战略思路是在攻破江南大营以后、夺取苏南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之前他马不停蹄的为了解救江北、合肥、江南的紧急军情而奔走作战,没时间思考如此长远的战略问题。他进入苏南后,开始高度重视招揽人心,着眼于长远进行根据地建设。
  
  取得苏州城之后,李秀成不仅严格保护老百姓和商业,而且连清军官员甚至满洲将领也一概不杀,全部释放。太平军良好的军事纪律让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安定。
  
  中国近代第一个赴美留学的留学生容闳此时学成归国,还没有想好是在清政府工作还是为太平天国服务,就自行到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考察,以做出取舍。他在《西学东渐》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在江浙一带的见闻:
  
  “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
  
  “当忠王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井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迫后忠王至无锡,曾有一该地长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警众。”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中说:
  
  “人们有过许多关于长毛叛军残酷行为的传说,但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我们没有看到一点故意破坏的迹象……太平军准许松江所有的妇女离开松江这一事实,以及如所周知,他们曾多次设法拯救跳河投江的男女,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残暴的匪兵,像传说的那样。按照极其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们确是革命者;不论是杀人或是掠夺,只有在为达到革命的目的而有必要时才采取这种手段。”
  
  清朝官方的《镇海县志》也记载:
  
  “贼凡数万人,有久踞宁绍意,禁杀戮,小民贸易往来如常”;
  
  “发匪入城,果不开刀,随带薄粥盐菜,沿途施舍。城外大庙,亦设粥厂。破城三日后,城中所有老弱男女,驱之城外粥厂";
  
  “贼不杀人,尽人而用之,人不知畏贼。村野之民,盛称贼之义气,遂以为德。”
  
  建立良好治安环境的同时,李秀成对居民户籍进行统计,并将军人和居民分开。在军事管理区以外的地方,居民自由生活。为了鼓励商业发展,还搞出来一个“扶持中小商户”的财政政策:开设商铺没有资本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资助,或者用现有货物为凭证向官府借钱,卖出去以后归还百分之七十即可,剩下的百分之三十算是财政补贴。
  
  跟石达开一样,李秀成也在苏福省积极开展地方政权建设。他将苏州城分为七个局,相当于今天的七个城区。县里设置县官,由李秀成委派专员“管理某县事”;乡里设置乡官,由地方推举德高望重之人担任。
  
  运用这套行政体系,李秀成也跟石达开在江西一样,在苏福省建立了比较公平的税收系统,对私营商业和土地征税。税收比例相对于清朝大大降低。同时,相对于清朝一片污烂的官僚体系,革命派的官员要清廉得多,各种浮收勒折被取消,老百姓的负担因此迅速下降,商业、手工业、农业很快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容闳记录,李秀成治理下的苏州,“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慵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出现了当时南方战乱中罕见的繁荣。
  
  在农村,李秀成推行“着佃征粮”政策。由于许多地主富豪害怕太平军而逃亡,新政权遂决定“着佃征粮”:谁耕种土地就由谁交土地上的钱粮,交了之后发给“田凭”,农民“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简单来说,就是“耕者有其田”。但如果地主愿意正常交粮,新政权也不会强制剥夺他的土地,而是继续承认其土地所有权。
  
  李秀成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士绅自治,很多地方的团练都得以了保留。当地一个搞团练的士绅记录说,李秀成及其手下“专以要结为事,不复杀掠……各乡造册征粮,均归本地人办理,不派长发一个,乡民不愿留长发者听其自便。民团以历次抵抗,死伤极多,见有可生之路,遂无必死之心,相与洽约。”
  
  在地方自治体制下,本地乡官和太平军直接委派的县官之间,还会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取向。一般来说,乡官比较重视士绅地主们的利益,而县官来自革命军,很多人几年前还是广西大山里的贫苦山民,比较倾向于保护底层农民的利益。老百姓都知道太平军是干革命的,很多佃农就借机拒绝交租,为此引发地主士绅们的不满,发生过不少很激烈的冲突。遇到这种事情,太平军的县官一般是“和稀泥”,两边协调,最后多是农民得利。因为地主士绅们需要政府暴力来镇压农民闹事,清政府一听聚众闹事马上就会派兵镇压,而太平军的官员们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不会用刑罚或军队来打击抗租农民,很多地租就没法收上来了。“着佃征粮”与“和稀泥”政策实际上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了土地重新分配和土地减租,降低了底层人民负担、促进了社会公平。
  
  这些公平合理的治理政策,也使得当时的苏南农村一片“丰年景象”。
  
  宁波赫德商行欧籍雇员《旅行日记》记载其在太平军统治下的江苏和浙江旅行,说:
  
  “在我们经过整个地区时,也就是从宁波到五河口,老百姓都蓄长发,看起来很满足而快乐。这一带农村都是一片繁荣景象,田里庄稼丰收在望。”
  
  林德烈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域的印象:
  
  “我们到了芦墟,这是一个大村庄,离上海有六十英里的水路。此处似有各色大宗贸易。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都停泊在村外,为数很多,全都满载货物,似乎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现成市场。人民穿着很好的衣服,商店充塞着货品,处处显出兴旺景象。
  
  村外,很多劳动者正在收割丰富的谷物,田野生气盎然。这是秋收季节,极目远望,辽阔的平原盖满了成熟的五谷,在早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辉。我完全看不见又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村里,只见到一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郊外,只见到大自然的富足和美丽。”
  
  林德烈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太平军,他说: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专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1]
  
  将林德烈的观察与179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记录对照起来,这种印象就会更加鲜明。1793年使团的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这样写道:
  
  “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互相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
  
  林德烈描写了一副近代中国难得的社会场景:通过革命,中国人民摆脱了满清的奴隶式统治,身体和思想都重新得以恢复自由,在廉洁开明的新政权治理下,自由的生产和交易。运河旁边,金色的夕阳下,人们自由的蓄发、自由的交易、自由的耕作,一片生机勃勃而又安静祥和的景象——这才是在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度中,人民的正常生活方式。
  
  然而,这些个美好的场景并未存在很久,它很快就被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黑暗势力所吞噬和毁灭了。
  
  [1]林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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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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