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11)理学建军:湘军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体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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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理学建军:湘军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体系支撑
  
  意识形态的交锋,在刘邦时代、朱元璋时代,还不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敌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很不成熟。如果李秀成的敌人也只是八旗、绿营这种古代意识形态控制的腐朽军队,他也可以轻易把他们打垮。而到了太平天国及其之后的时代,这就成了一个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严肃问题。因为革命的敌人在意识形态及其对应的组织形式和动员能力方面已经大大的进步了。这是古代人民革命和近现代人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太平天国正好位于分水岭上。
  
  太平天国最可怕的敌人——湘军,是一支在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军队。这套意识形态体系,就是我们在第三卷讲的“忠君理学”。基于这套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系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主要依靠。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先招将领再招兵。将领的选拔,曾国藩一个一个亲自考察,确保这些人都是忠君理学的忠实信徒。最后选出来的将领以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儒生为主,在能查到出生的179名湘军将领中,儒学书生104人,占了大约60%。湘军三大统帅和十五个主要幕僚都是儒生,各军统领13人,儒生占8人;分统领43人,儒生占了28人(罗尔纲《湘军军志》)。
  
  有了“政治上可靠”的将领,再去招兵。招兵的方法是将领回到自己的原籍,招募本乡本县之人——不是说湖南人招湖南人,而是要具体到县乡。比如曾国荃招兵,就只招湘乡本地人,外地湖南人也一律不招。招兵的时候,要严格考察其出身,必须是老实可靠的乡民,终生都在宗族保甲体制下生活,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没有被太平天国、天地会等“反动组织”的思想污染过。招募的时候,还必须由本地宗族保甲出具证明和担保,注明其居住地址、名下土地财产、父母兄弟妻子的姓名等等,才能来当兵。
  
  这种证明和担保,既是一种政治审查方式,也是一种人身控制形式。如果违反军事纪律当逃兵,跑回家很容易抓住;如果是叛逃,则可以株连其家属——这种威胁很可信,理学士大夫们是一群很严肃的人,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绝对不开玩笑。
  
  这样,湘军以忠君理学思想为旗号,核心将领都是理学信徒,基层士兵则以乡土血缘思想为连接,再以宗族保甲体制为威慑,构成了其“理学卫道军”的组织底色。
  
  “忠君理学”的主要理念,我们在前三卷已经讲过,它是满洲落后的君主独裁制和中国腐朽的道统理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野蛮文明结合的产物。道统理学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也代表了儒家士大夫巩固自身利益的需求,核心要义是用“天理”、“道统”等抽象哲学概念论证强化儒家“三纲”等级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真的,“君为臣纲”是假的。士大夫们对下讲纲常、对上讲道统,对自己讲“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权势、金钱、美色的享受一样不少,在宋明时期日子过得非常爽。等到满洲内犯,以野蛮暴力强行坐实“君为臣纲”,把道统理学斥之为“伪道学”,君权与道统合一,剥夺士大夫们对“道统”的解释权,形成了“忠君理学”。
  
  忠君理学集成了宋明理学的哲学化形式,相对于传统儒家思想更为深奥复杂,洗脑能力更强。
  
  理学带有宗教色彩,理学家们也带有一定程度的传教士情怀。儒家士大夫有强烈的按照理学思想来构建理想社会的情节。他们在哲学化思考之余,又对各种民间故事进行改造,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忠孝节烈的意识渗透到社会基层中去。这种努力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知识的进一步向基层传统。这就存在一个“理学思想下沉”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从好的方面来看,有利于文化普及。但更重要的是,在“理学下沉”过程中,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等级意识跟不断宗族力量结合,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原则强化基层控制、固化社会等级结构。
  
  宋朝的士大夫们特别喜欢在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之后,出资出力捐助建设宗族学校。范仲淹在当了高官之后,坚持把俸禄和田产拿出来成立了“范氏义庄”,专门资助本宗族的穷苦人,其中就包括供养本宗族的子弟读书。其它范氏家族的有钱人也纷纷跟进,向“范氏义庄”捐钱捐田。范仲淹亲自制定管理章程,确保它能良性运作,“范氏义庄”存在了八百多年,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也让范氏家族一直人才辈出、兴旺发达。范仲淹的“义庄”多次受到不同朝代政府表彰,理学士大夫们纷纷效仿。
  
  捐资扶贫、发展教育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捐助都被局限于本土宗族。“范氏义庄”八百多年来,基本上就是只为范氏族人服务的。单个来看问题不大,但若士大夫们都照此行事,一方面自己依靠宗族支持出人头地,当了官以后又回报宗族,实际上就是把官位权力与宗族利益密切捆绑。那么,天下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谁来负责呢?
  
  士大夫们把调门唱的很高,纷纷表示天下国家的事儿你们普通人不用担心,我们绝对不会含糊。比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就声称儒学学者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被儒家知识分子们传成了千古名句,还专门给这句话起了个名字,叫“横渠四句”,因为张载的外号是横渠先生。
  
  但张载在猛吹天下国家情怀的同时,又是封建继承制的积极鼓吹者。他说: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强化宗法制度,官员的儿子要接着做官(体现为第二卷介绍的宋朝恩荫体制),这样朝廷才有“世臣”,也就是世代都当官的家族。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公卿大夫们自己累死累活奋斗上来了,如果不能把权势传给子孙,死后家族败落,这样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奔头,不愿为国家效忠了。也就是“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
  
  这段话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努力读书、努力工作,最后被提拔到国家高级官员的地位上,难道是为了把荣华富贵一代一代传下去吗?国家把这个高级职位给你,让你执掌天下的公器、拥有巨大的权力,承担决定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巨大责任,结果你却说:如果家族不能跟着我永保荣华富贵,我就不为国家出力尽忠了。这不是混蛋逻辑是什么?
  
  我们在第一卷讲过汉景帝手下的名臣、也即儒家史书中著名的“酷吏”——郅都,他为官清正廉洁、敢于得罪权贵,面对威胁和利益诱惑,他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这才应该是中国士人的真精神。
  
  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从源头开始,理学家们一边唱高调一边为自己某私利的伪君子做法就已经奠基了。他的“横渠四句”应该再加一句“为家族谋福利”,改成“横渠五句”,这样才能完整的体现理学家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宗族或者大家族,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它依靠血缘关系自然形成,是天然的基础社会单元。家族内部互相接济帮助,是古代社会重要的社会救济方式;通过一定形式的家族组织来维持社会伦理和推动文化教育,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
  
  但宗族是在古代交通比较的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和近亲血缘群体,天生的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构建和人类个体的身心自由。因此,在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后,宗族要继续发挥正面作用,它的影响力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内部救济、道德教化这些不带有强制性的方面,如果宗族掌握了足以对内部成员进行人身控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对上就会威胁国家统一、对下就会破坏个体自由,成为夹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祸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是一个一个家族的空间聚集,而是有超越家族的天下国家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对士大夫而言,一旦进入国家政权系统,就应该超越宗族、乡土的狭小观念,从天下国家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如果把过多精力甚至自己掌握的权力资源投入到自己家族的传承兴旺中去,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照顾宗族家族,那是地主士绅该做的事,不是士大夫该做的事。士大夫们在入仕以后,还继续跟老家的地主乡绅们打成一片,对本土本乡本族建设投入过度热情,就会在公权力和宗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官僚体系与地主士绅一体化”或者“政权与宗族一体化”的格局。官员入仕,要依靠宗族力量的支持;获得权力后,则用来提升自己宗族的地位,这种“合作”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宋明时期,尽管存在士大夫对自己宗族过度照顾的不良风气,宗族力量也存在不断加强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宗族与政权的结合并不算密切,宗族力量还是以发挥正面作用为主。
  
  到了清朝,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满洲统治者高度重视基层控制。它们对元朝不到一百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教训非常上心,“胡虏无百年国运”的民间流言时刻让他们心惊胆战。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他们把宗族作为强化基层控制的关键抓手。雍正皇帝设立“族正”,推行“保甲”,赋予宗族司法权。同时,以严刑峻法禁止除了宗族以外的其它一切形式的人民结社。这样,宗族力量与政治力量正式结合,拥有了从道德、经济、司法等层面对族人进行人身控制的能力。每个人一出生,就在精神、经济与人身方面都受到宗族力量的严密控制。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生活在宗族的严厉管控之下,从小服从父亲、长大服从族长,等级和服从意识深入骨髓,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甚至也没有天下国家的概念。本土本宗以外的其他人,都形同异族,异姓之间要团结起来来反抗一个大一统政权,基本上就不可能。
  
  通过“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建设和大力发展宗族力量控制基层,满清政权就形成了从高到低的三个管控体系,最高层是满洲集团,直接掌握军事体系和中央枢机,以满洲民族特权思想和清王朝国家观念混合的“忠君”意识形态控制国家机器;最基层是宗族保甲体制,以强调宗法等级制的“理学(道学)”意识形态负责对个体中国人的日常管控。在这中间,允许汉族读书人通过学习“忠君理学”思想进入官僚体系,形成满洲集团与宗族保甲之间的中间层。这套满汉联合专政的体系非常复杂严密,有枪杆子镇压、有意识形态洗脑、有基层控制,相对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大大的进化了。它是满清能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根本。
  
  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对意识形态建设和基层管理很不重视,简单的委托汉族士绅管理地方,但没有对理学进行意识形态改造、没有大规模吸收理学士大夫进入政府、没有依托宗族建立严密的基层管控体制。这样,当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元朝只能依靠现有的国家军队进行镇压。但国家军队已经腐朽,尤其是地方上的汉族政府军,就跟清军绿营一样——将领腐败无能,士兵们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跟本民族的起义军拼命,战斗力极差。
  
  相反,在清朝,三级控制体制联动效果惊人。由于宗族保甲的严密控制,绝大多数反抗都会被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秀全刚把甘王庙砸没多久,宗族力量就把冯云山抓住送官了,反应速度相当快,如果不是有洋人的“基督教”做幌子,冯云山早就被杀了。如果遇到白莲教起义这种大规模的叛乱,地方上就开始自发的搞“团练”,密切配合政府军,把本地居民组织起来,一方面切断起义军的粮饷后勤,一方面也防止本地人去参军。
  
  洪秀全、冯云山在自己家乡传教,本土的宗族势力控制严密,根本传不大,即使到了广西赐谷村,也是屡屡受挫。一直到冯云山去了紫荆山,跟那些不受宗族势力管控的山民结合,才把拜上帝的声势壮大起来。后来,在贵县还发展了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秦日纲部,他们是当地矿山的矿工。山民加矿工,成了金田起义的骨干。矿工们在制造攻城器械、挖地道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秦日纲也因此被封王。这些人都是游离于宗族管控之外的“体制外”力量,才能被拜上帝教组织起来,发动大规模的起义。
  
  此后,拜上帝教大量吸收广西、湖南天地会的起义军。天地会以无业游民为主体,也是脱离宗族势力管控的人群。打到岳州,又招募了大批船工,形成水营,获得了在长江流域攻城略地的战略优势。
  
  这样,算来算去,太平天国起义,其领导层和士兵主体都不是农民。所以我们讲太平天国的时候,一直用的是“人民革命”这个词,而不是传统革命史观所用的“农民革命”。真正种地的农民阶级参加太平军的很少,他们都被宗族势力以团练、保甲等形式牢牢的控制着,动弹不得。
  
  曾国藩建立湘军的过程,就是一群信仰忠君理学的士大夫,利用清朝的以宗族为核心的基层管控体制来进行军事动员,吸收大量农民参军。湘军的成分,才主要是农民。太平军的主体,反而不是农民。
  
  曾国藩不招无业游民,只招所谓“憨厚老实本分”的农民,其实就是在宗族保甲体制下被控制得很好,严重缺乏自由精神、反抗精神的那种人。本乡本土的将领去招本乡本土的兵,再以保甲等方式确保他们不会逃跑叛变。这些人就只会服从家乡将领的命令,打起仗来内部也很团结。
  
  但是,如果只依赖宗族保甲对农民进行组织,就很难进行大规模协作。在曾国藩之前,宗族保甲只能分散的各自搞团练,而团练在正规军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因此,要对团练进行改造,关键是需要有一批能打破乡土观念、具有天下国家观念的中高级将领,把这些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支正规军。具有天下国家观念的人,又很容易受到反满反官、社会公平这些革命思想的引诱。要确保这些人完全被忠君理学思想洗脑,其中儒学书生是最佳选择。于是,“书生统兵、兵为将有、保甲募兵”成了湘军建军的重要原则。
  
  这样,在“忠君理学”意识形态系统中偏向于“忠君”的政府军被击溃以后,侧重于“理学”的湘军崛起,成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单纯的“忠君”意识形态,在满洲政府长期执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情况下,很难支撑起汉族军队的战斗力;而“理学”意识形态的迷惑性要强大的多。曾国藩这种坚定信仰“忠君理学”的汉族士大夫,扮演了连接满清政府和宗族势力的关键纽带。
  
  办湘军这种事儿,湖南本土团练成长起来的王鑫搞不成,因为他缺乏对各地团练进行全局整合所必须的高层资源;真正的满洲高官勋贵更搞不成,他们不懂得如何跟宗族保甲力量合作,也无法赢得汉族士绅们的信任;只能是出身于汉族士绅阶层、经过科举考试选拔进入官僚体系、又进入中央枢机当了多年高官的曾国藩才能搞成。他能动用自己在家乡的资源招兵,又能把广东的军费、中央的漕运用来练兵,还有深刻的忠君理学修养,能写出《讨粤匪檄》这种有号召力的军事斗争纲领,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背后的士绅和官僚阶层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上中下”三结合,实现清朝三套管控机制“国家政权、官僚行政、宗族保甲”的有效联动,最终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这套“三结合”的联动机制,也可以从湘军的军费来源看出来。
  
  最初的时候,曾国藩自筹经费练兵,靠的是地主乡绅们的自发捐款,这些钱代表了基层管控势力的支持。
  
  后来,曾国藩以练水师为名,获得了截留一部分漕运粮食的权利,又奉圣旨划拨了一部分广东和湖南的地方财政。曾国藩一直想要谋求地方巡抚或总督的实权职位,也就是想尽可能把地方财政用于湘军开支。这些都是国家政权体系下的税收,来自于满清依靠武力征服中国夺取政权建立的税收体制。
  
  但穷尽清政府原有的税收方式也无法满足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地方官僚和湘军将领们又自发搞出来了一套“厘金”征收体制,在中央税收之外独立对商业贸易活动征税,专门用于支持湘军系镇压太平天国。在道路上设立关卡所收的厘金,叫“行厘”;对商业店铺直接收的厘金,叫“坐厘”;税率刚开始是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古代把百分之一的利息称之为一厘,故称“厘金”,但后来各地自作主张,不断提高税率,最高可达百分之二十之多。这部分收入占了湘军后期军费的大约三分之一。它是掌握军权后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开辟的财源。厘金由地方根据军事需要自收自支,具有政府强制征税和地方势力独立筹款的双重特征。这样,“士绅捐助+政府税收+地方厘金”共同构成了湘军系军费来源,三者加起来,才让曾国藩等能给湘军系士兵们发的起比绿营高出三四倍的军饷,维持湘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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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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