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3-8)抬棺西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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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古代历史

  抬棺西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干了两年,因病去世。
  
  遣散嫡系湘军后,曾国藩已无力左右大局。真正有发言权的,是两个继续掌握兵权的湘军系大佬:掌握淮军的李鸿章、掌握楚军的左宗棠。
  
  左宗棠在南京城破后即与曾国藩翻脸绝交,李鸿章则始终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左宗棠和李鸿章也自然对付不到一块儿去。朝廷乐得继续“搞平衡”,利用二人矛盾以维持中央权威。
  
  左宗棠出身贫寒,天资聪明、自视甚高,因为喜欢专研军事、地理等“杂学”,科举考试始终表现一般,考了很多年也就是个举人。后来干脆放弃科举,回乡务农去了。机缘巧合,因为一副有才气的对联而得到了两江总督陶澍的注意,与其结为儿女亲家,又经陶澍推荐与林则徐结交,林则徐也对左宗棠的见识才气大为赞赏。
  
  受陶澍、林则徐的青睐,左宗棠成了湖南名士,各路人物争相拉拢。1852年萧朝贵、杨秀清先后带兵围攻长沙期间,左宗棠受湖南巡抚张亮基邀请进入长沙,负责指挥守城。太平军不久就放弃长沙北上攻打岳阳、武昌,左宗棠也因此立下大功。张亮基调走后,他继续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事。
  
  张亮基、骆秉章深知左宗棠的才干,委以重任。这样,左宗棠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四品幕僚,实则相当于“副巡抚”,很多时候是在直接代行巡抚职权。左宗棠恃才放旷,当真摆出“副巡抚”的架子,对湖南的道台、总兵等品级高于自己的官员颐气指使,甚至呵斥痛骂,得罪了不少官员,终于遭到参劾,说他以书吏的身份弄权、欺压朝廷命官、扰乱湖南。朝廷对这种事情十分忌讳,想把左宗棠杀掉了事。经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接连上奏力保,才逃过一劫。不过,经过这次弹劾,左宗棠在湖南待不下去,这才去给正在围攻安庆的曾国藩当幕僚。
  
  李秀成攻破江南大营、占领苏州以后,曾国藩在主力继续安庆的同时,需要更多兵力对付李秀成、李世贤部,于是派左宗棠回湖南招兵。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做了多年幕僚,名气大、关系广,他招兵就不再像传统湘军一样只在本土本乡,而是面向整个湖南省招募了五千人;他不要求理学书生带兵,而是从招募来的士兵中挑选武艺高强、熟悉兵法的担任将领,号称“楚军”。李秀成和陈玉成南北两路“西征”武昌期间,左宗棠带兵在江西击败了李世贤,威胁到李秀成从湖北返回江苏的撤退路线,逼迫李秀成放弃攻克武昌的计划,提前带兵返回了江苏。
  
  江西太平军势力基本肃清后,左宗棠开始准备带兵进入浙江。此时浙江大部分地区已被太平军攻占,李世贤部正在围攻杭州。尽管朝廷一再催促,左宗棠还是决定见死不救,因为曾国藩已经推荐他担任浙江巡抚,而现任浙江巡抚王九龄还在杭州城内组织抵抗。救了王九龄,浙江巡抚的位置归谁就不好说了。一直到杭州城破,王九龄自杀身亡,左宗棠才大举入浙,以巡抚的身份给自己抢地盘。
  
  左宗棠治军严肃,个人操守也很好,从来不干屠城、杀降之类的事情。李鸿章苏州杀降以后,大批太平军将领都选择了向左宗棠投降,也因此得以保全。
  
  但左宗棠也就只能管好自己亲自指挥的楚军精锐。浙江、福建还有众多绿营清军以及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外国雇佣军、海盗、土匪、团练等等,对这些军队的暴行,左宗棠无力控制。他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但没有像李鸿章一样依靠上海列强和买办的支持,势力发展也因此远不如淮军。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其先后管理的福建浙江地区,民生恢复的速度也比曾国藩、李鸿章控制的江苏、江西地区要快的多。
  
  1866年,捻军分裂为东捻和西捻两路以后,李鸿章专心镇压东捻。西捻军进入陕西,与当地的穆斯林贵族叛乱结合,声势越搞越大。朝廷放眼望去,天下能打仗的也就只剩下左宗棠的楚军了,于是任命左宗棠为甘陕总督,负责镇压捻军和穆乱。
  
  左宗棠先与李鸿章一起消灭了西捻军,再回过头来对付穆斯林贵族叛乱。
  
  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贵族叛乱是一个整体,不仅包括甘陕地区,还包括更遥远的新疆,西南地区的云南也受到波及。自从乾隆毁灭了准格尔汗国以后,中国西北边陲屹立上千年的“佛教长城”崩塌,整个西北地区迅速被伊斯兰化。作为一个外来一神教,其教义在明清时期中国化程度不高,信徒对中华文明的认可程度也比较低,更愿意将伊斯兰教发源地中东地区视为精神母国。加上伊斯兰天生强调以暴力方式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权(见本书系第三卷),又不像基督教那样经过近代宗教改革,西北穆斯林上层中长期存在脱离中国独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并积极与境外伊斯兰势力勾结来达到目的。满清对这种离心倾向一直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一方面给其宗教高层和封建贵族很高的待遇,一方面对叛乱行为铁血镇压,先后镇压了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年间)和张格尔叛乱(嘉靖道光年间),才把局面暂时稳定下来。等到太平天国起义,全国局面陷入混乱,这帮人就又开始趁机搞分裂,于1862年发起大规模暴动。
  
  甘陕地区的暴动,在初期混杂着一些回族群众自发反抗清政府暴政的正义斗争,对这部分斗争,可以称之为“起义”。但原教旨一神教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实在强大,在其驱使下,运动很快就被宗教极端分子和上层分裂分子掌握了领导权,变成了一场针对不信教群众的无差别屠杀和国家分裂运动。据估计,在这场暴动中甘陕地区有上千万不信教群众被屠杀。
  
  与此同时,眼见清军被太平军、捻军和甘陕地区的穆斯林叛军拖住,无力干预新疆局势。新疆的穆斯林贵族也积极联络国外势力发动分裂叛乱。南疆地区的穆斯林贵族建立了五个军阀割据的宗教封建政权,一边屠杀不信教的中国人民,一边彼此之间互相厮杀。南疆地区的喀什葛尔封建主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浩罕汗国请求迎回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张格尔是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具有和卓家族的血统),以获得宗教权威。浩罕汗国接到请求,干脆决定入侵新疆,派该国军官阿古柏带兵抢占了喀什葛尔。阿古柏也趁机自立为汗王,陆续消灭其它割据政权,侵占了南疆大片地区。
  
  西北穆乱和太平天国运动,在名义上,都是一神教意识形态主导,但一个是非正义的宗教叛乱,一个是正义的阶级革命。很多人搞不清楚二者的本质区别,要么受传统革命史观影响,一概称之为“起义”,要么出于维护中华文明的角度,将二者一概视之为外来宗教入侵诱发的暴动。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二者都有人民革命和宗教暴乱的因素存在,但两个因素在运动中的主次关系不同。太平天国运动,是“人民掌握了宗教”,人民利用宗教来进行反满反官的革命活动;西北穆乱,是“宗教掌握了人民”,宗教极端势力和贵族势力利用普通穆斯林群众的反抗意识来组织暴乱,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分裂政权为目标。二者的关键差别有这么几个,如下表所示。
  
  表:太平天国与西北穆乱主要性质判断对比
  
  太平天国
  
  西北穆乱
  
  主导意识形态是否是否外来宗教
  
  不是。拜上帝教是中国人创立的、并由中国人掌握最终解释权的独立宗教。洪秀全、杨秀清等所宣称的个人宗教地位远高于国外同源宗教的在世教宗。
  
  中东地区传入的外来宗教,中国人无权修改其宗教经典,最高宗教圣地在外国,教徒以有资格出国朝拜为荣。
  
  一神教意识形态是否经过世俗化改造
  
  冯云山在“天国”理想前边加了“太平”理念;杨秀清、萧朝贵通过“天父天兄附体”将大量中国多神教因素渗透其中;革命纲领从宗教理想为主变为中国传统的追求天下太平和“反满反官”为主的世俗化革命纲领。杨秀清公开宣布《圣经》有错误,禁止出版。洪秀全对《圣经》大幅度修改后再次出版,宣布上帝有人的形状。洪秀全在后期试图将国号改为“上帝天国”的命令被普遍抵制、无法执行。
  
  一神教原教旨色彩仍然十分浓厚。各教派之间虽然对教义的理解有差异,但均将原始创教经典《古兰经》视为一个字不可改动的神圣经典,无人敢像拜上帝教修改《圣经》一样修改《古兰经》,更不敢公开宣布《古兰经》中有很多错误。
  
  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杨秀清、洪秀全、萧朝贵、冯云山、李秀成等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封建贵族和宗教世家
  
  是否有分裂中国的诉求
  
  没有,明确以追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新的大一统政权为目标
  
  以分裂中国、建立宗教割据政权为目标
  
  是否与入侵中国的殖民列强勾结
  
  没有,且明确拒绝了英法列强要求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合作条件,同外国雇佣军和英法联军等殖民军队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
  
  将中亚伊斯兰国家军队引入新疆,甘陕地区的叛乱首领与俄国勾结,云南地区的伊斯兰叛乱首领主动请求英国支持其独立建国
  
  是否对不信教群众进行无差别屠杀
  
  没有。军事纪律严明,注重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消灭清政府官员和军队,不对不信教或者信仰其它宗教的人进行无差别屠杀
  
  有,且数量巨大
  
  结论:主要性质
  
  伟大的人民革命、阶级革命
  
  极端宗教暴乱、国家分裂叛乱
  
  1870年,阿古柏占领乌鲁木齐、吐鲁番,把势力扩展到了北疆。受此影响,北疆最西边的伊犁地区与中国内地已无法连通。俄国趁机出兵占领,宣布它是在替清政府暂时“代管”伊犁,等将来清军可以重返伊犁以后再归还中国。按照俄国的算盘,清政府已经衰落至此,当然绝不可能有机会重返伊犁,这句话是不可能兑现的,不过为侵略中国的行为打个漂亮的幌子。英国是支持清政府的,但它认为以清政府的实力,无力顾及新疆,便背弃尊重中国主权的承诺,承认阿古柏政权,以制衡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
  
  左宗棠花了四年时间平定了甘陕局势。左宗棠带兵,一向坚持不杀降、不屠城,在处理甘陕问题上,也是一到陕西就给朝廷上奏,说打击对象“只分良莠,不分回汉”,也就是说要严格按照有没有参与暴动来划线处理,不按照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来无差别打击。当时西安城内的回民被陕西巡抚严格控制,没有参与暴乱。一些主张报复或者害怕留下后患的官员主张把城内回民一并杀掉,左宗棠坚决制止了这样的提议,西安回民最终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叛军对不信教群众的屠杀行为已是天怒人怨,这种仇恨情绪左宗棠是压不住的。随着清军节节胜利,报复性的杀戮也未能避免。
  
  平定甘陕以后,新疆问题摆上了台面。1873年,甘肃暴乱头目白彦虎被楚军击败,带领残部跑到新疆,投入入侵中国的阿古柏旗下,充当侵略者的走狗。这也表明,甘陕暴乱和新疆问题是密切联系的,甘陕叛乱高层把宗教联系看得比国家认同重要的多。不解决新疆问题,甘陕也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左宗棠遂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带兵平定新疆。
  
  这个事情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但在1874年6月,日本借口琉球居民被台湾岛居民杀害,出兵入侵台湾。这一下引起了清廷对海疆防御的警觉。英法毕竟遥远,日本可是近在咫尺,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心腹大患。为此,清廷内部产生关于“片面海防”和“海防塞防兼顾”的争议。甘陕关中地区直接威胁北京,平定这些地方的叛乱谁都无话可说。但新疆距离遥远,用兵成本极高,还有得罪俄国的危险,在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耗费巨资冒险去收复新疆?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片面海防派”认为,中华帝国以前以陆地塞防为主,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强敌从海外入侵已成为常态,帝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调整战略,以海防为主。主张放弃新疆,全心经略海疆,投巨资发展海军和加强沿海防御。
  
  左宗棠反对这种意见,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中国毕竟是一个大陆国家,海路必须兼顾。新疆关联到两个地方:蒙古和甘陕。在地理上,帕米尔高原构成了中亚和俄国势力入侵中国的巨大地理屏障。外敌占有新疆,也就越过了帕米尔高原那些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阻碍,之后再通过蒙古高原进军北京就非常容易,通过河西走廊威胁关中更是必然。现在海疆没有大事,局面尚且稳定,正好趁机一举收复新疆,然后再专心海防建设,不然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没完没了,在甘陕地区持续陈兵防御,花钱更多,海防最终也搞不好。
  
  左宗棠的意见是正确的。新疆的战略地位确实不如海疆重要,这一点李鸿章说的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不能以妥协退让的方式直接放弃。敌人的欲望没有止境,阿古柏得了新疆,接下来必然祸乱甘陕;俄国得了新疆,接下来必然觊觎蒙古,你还能往什么地方退?这也就是苏洵《六国论》中所说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左宗棠的意思跟毛泽东说的“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样,面对外敌入侵,必须先狠狠的打回去,让敌人吃到苦头,才能再来谈和平共处。敌人一亮剑你就退让,永远不会有和平安定。李鸿章一辈子,宏篇大论的战略文章写了很多,看起来很有气势和眼光,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总是犯糊涂——有时候是真糊涂有时候装糊涂——外国列强一旦要“亮家伙、来真的”他马上就主张妥协退让。新疆之议只是一个开始。
  
  朝廷最终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这里面有个关键因素是左宗棠不仅道理讲得好,还坚持要亲自带兵进新疆,承担全部战争责任。这种关系国家命运的抉择,道理说破天,如果无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往往会在互相推诿中消耗时间,永远没人敢拍板。既然左宗棠愿意解决一切问题并承担全部责任,朝廷拍板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新疆这个地方的特点是:干旱且大部分地方都是沙漠和戈壁滩,但它却主要是个农耕区域而非游牧地区;距离关中平原比蒙古更远,但交通却比蒙古更加便利。由于深处内陆,受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包围,海洋季风吹不过来,常年少雨干旱,但是,周边雪山众多,雪水定期融化形成宝贵的淡水,流到地表的部分会迅速蒸发,只有地下的暗河可以经常性利用。有帕米尔高原阻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冬天也远比蒙古高原温暖。这样,在有山体遮挡冬季暴风雪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片适合农业耕作的区域。这些区域数量不多,面积不大,基本都集中在帕米尔高原西侧和天山两侧,养育不了很多人口。新疆整个区域地形落差巨大,高山非常高,无法翻越,但高山之间的谷地海拔很低且十分平坦,交通实际上非常方便。军队可以快速运动。连接新疆和关中平原的河西走廊,是一条宽阔的山谷,沿途灌溉农业发达,大宗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整个新疆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呈一个“横着写的Y字型”分布,天山是“一横”,南疆北疆是两个分叉。天山北侧有一个“古城”,可通往乌鲁木齐;南侧最主要的据点是哈密和吐鲁番,也是入疆主通道。哈密在天山东端,是新疆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吐鲁番在天山中部,是个分叉路口,连接南北疆,往西北走通往乌鲁木齐,再往西就是伊犁;从吐鲁番往西南走就进入南疆。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的军队从关中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征服西域南北,然后在那些小片的农耕区域进行屯垦,就地解决部分粮食问题,以保障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安全。宋朝积贫积弱,连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都不能有效控制,也就谈不上关心河西走廊和蒙古的安全,跟新疆就隔得更远。明朝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恢复了对关中平原的完整控制,在新疆天山山脉的东端哈密建立军事据点,以巩固国防。由于此时丝绸之路已经中断,海上贸易成为主流,主要的军事威胁又来自北方的蒙古,明廷只满足于控制哈密以拱卫关中,集中力量组织郑和下西洋等海外扩张活动,没有再进一步恢复汉唐时期的西域边疆。
  
  满清以北方蛮族征服中原,先征服蒙古再南下灭明,满蒙联盟是其统治根基。新疆对清朝的重要性便远高于明朝。对明朝而言,蒙古是敌国;对满清而言,蒙古是第二本部,是八旗兵的主要兵力来源,仅次于东北,必须保。这也是康熙和乾隆倾尽全力也一定要消灭准格尔汉国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方向的转变,我们在第三卷已做过分析。
  
  针对新疆的特殊地理情况和当时清朝面临的处境,左宗棠制定了“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策略。也就是花长时间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快速进军,速战速决,以减少长途运输带来的巨大花销。阿古柏在北疆势力薄弱,乌鲁木齐为新疆经济中心,周边区域是新疆最大的粮食产区,又联通伊犁,及时收复具有战略意义,所以应先收复北疆(主要是乌鲁木齐)再收复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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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左宗棠花了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准备,大量精简老弱士兵,在哈密就地开展屯垦,又从河西走廊、新疆东部、河套平原等地大量采购军粮囤积,甚至还找了几个俄国商人购买来自伊犁的粮食。
  
  其间最重要的其实是筹措军费。左宗棠想直接找英国等西方列强借款,初步预计要借1000万两。战争经费的特点是峰值高,“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但不是每年都有,仅有极少数年份会有大规模战争。“一次举债、分期偿还”也有利于把战争成分平均分摊到各个年份,减轻战时财政压力。通过举债来打仗的做法是近代欧洲国家的惯例,也算是国际先进经验。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就开始不断向国外银行借钱来支撑军费,但之前一般都是几十万两的水平。最大的一笔战争借款是台湾防御战。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问题侵略台湾,朝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去台湾负责防卫,沈葆桢找汇丰银行借了200万两银子来解决军费问题。左宗棠就去跟沈葆桢商议,把这里边的程序搞清楚。但想不到,竟然被沈葆桢给顶了回去。
  
  ——曾国藩手下镇压太平天国的四大湘军名臣,李鸿章、曾国荃是一路人,做事情喜欢公私兼顾,以权谋私有一套;左宗棠和沈葆桢是一路人,有公无私、清正廉洁,不搞阴谋诡计。曾国藩位于中间,自己不收钱敛财,生活也很简朴,但会照顾自家兄弟,功劳和钱粮都优先给曾国荃,其他兄弟在湘乡老家利用其权势代理诉讼、包办钱粮等多种方式疯狂敛财、横行乡里,他也明知故纵。至于其部下各种贪腐劫掠,也一概纵容。所以沈左二人与曾国藩决裂,彼此之间又惺惺相惜,私交甚好。
  
  沈葆桢当船政大臣是接替左宗棠的位置。左宗棠离任前往陕西的时候,极力向朝廷推荐“此事(船政)非沈葆桢不可”。但沈葆桢完全不考虑左宗棠推荐自己出山的“恩惠”,坚决不同意左宗棠借外债。不仅不同意,还主动上奏朝廷公开反对,说借钱用来搞建设可以,用来打仗不行,因为搞建设能赚钱,打仗其实最后还是财政还钱,反而多出来很多利息,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沈葆桢此举,实则是“片面海防”和“海塞防兼顾”争议的持续。沈葆桢做事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虽然在操守人品上与左宗棠心心相通,但在国防战略上,他更倾向于李鸿章的“片面海防论”。当了那么多年船政大臣,又亲自前往台湾组织防御,沈葆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比谁都感受强烈,而对在遥远的西部边疆大举用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海疆防御向外国借钱可以,为了新疆借钱那就不值当了。为此,沈葆桢开始跟李鸿章走近,鼎力支持其海军建设计划,而与左宗棠疏远了。
  
  朝廷看到沈葆桢的奏折,最后决定户部出200万两,各省出300万两,允许左宗棠借外债500万两,用于西征军费。各省的300万两没法按时凑齐,只给了大概100万两,左宗棠就拿着800万两银子先开打了。后来又于1877、1878、1881三次举债,总共借了接近2000万两银子的外债,才最终解决了收复新疆的军费开支。
  
  真正进兵的过程非常顺利,一切如左宗棠所料。1877年4月正式出兵,从肃州到乌鲁木齐路程超过两千里,远征军在路上就走了四个月,8月中旬开始围攻乌鲁木齐外围要塞古牧地,用了五天时间攻克。消息传到乌鲁木齐,敌军直接弃城逃跑。北疆(除伊犁外)在11月初全部荡平。此时新疆入冬,部队在北疆休整并就地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年春天出兵南疆,也是一路势如破竹,阿古柏自杀身亡。1878年1月,除伊犁外,全疆恢复。
  
  战局如此顺利的原因,首先是清军准备充分,粮食弹药充足,且武器先进。阿古柏手下有五万军队,且三分之一是骑兵;清军只有两万,骑兵比例不足五分之一。但阿古柏军队的火器大部分还是火绳枪,其中有一万支左右的后装击发枪,也全是老式单发枪。清军直接从美国进口的斯宾塞步骑枪,又称“后膛七响洋枪”,可以七连发。这对于单发步枪而言就是碾压性优势。
  
  跟镇压太平天国一样,清军真正的优势是重武器而非轻武器。其主力火炮是左宗棠所称的“螺丝开花炮”。所谓“螺丝”就是拉了膛线的炮,“开花”就是炮弹能爆炸,炮弹也因此从圆形变成了尖头,方便后装击发。这东西比传统滑膛炮轻便许多,运输方便,射速更快,威力巨大而且准确度很高,非常适合用于远征军攻城。
  
  比后膛炮更先进的重武器是从美国买的加特林机枪。它是美国人加特林在1862年发明的,是马克沁机枪发明之前最先进的机枪,虽然比较笨重,但每分钟可以射出600多发子弹,这在晚清战场,简直就是穿越武器。
  
  这些新式武器在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军队中都还没有大量装备,说左宗棠的西征军已是当时全世界装备最先进的陆军也不为过。
  
  左宗棠平定甘陕期间就已开始谋划收复新疆,提前在西安和兰州建设了兵工厂,生产需大量消耗的弹药,避免花大价钱进口和从沿海高成本运输。这样,那些先进武器的弹药供应也相当充足。
  
  要办成这些事儿都要花大价钱,左宗棠不惜举借巨额外债,就是为了赢得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阿古伯的军队是侵略军,战斗意志极低。浩罕人占据了几乎全部中高层职位,用“拉壮丁”的方式在占领区强制征兵,又征收极重的税负,搞得人民苦不堪言。清朝之前在新疆一直是财政补贴,是倒贴钱而不是征税,驻军开支全部来自中央国防经费或屯垦,不用本地居民出一分钱,甚至连士兵都来自内地而非本地。两相对比,民心自然倒向清军这边。这样,阿古柏政权的基层士兵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绿营士兵一样,缺乏国家主人意识,毫无意愿为这个侵略政权拼命,属于被逼着上战场,只能在长官的监视下躲在城墙堡垒后边消极防御,没有主动作战意识。被清军的猛烈炮火一通狂轰,堡垒出现缺口,立刻就一哄而散。相反,清军主力——楚军内部的满蒙特权现象已不复存在,士兵的工资待遇比八旗兵还好。太平天国以后,满洲特权被限制在中央枢机,普通中国人对民族歧视的感知已经很淡薄了。士兵们的国家意识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绿营军队有极大提高。加上左宗棠治军严谨,手下将领也都比较公正廉明。双方军队的战斗意志差距极大。
  
  第三个原因是阿古柏跟明末的孙承宗、袁崇焕,北宋的范仲淹等不懂军事的文官统帅一样,采取了分散消极防御的“堡垒战术”。将五万兵力分散在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城市或要塞,消极等待清军进攻。让数量仅为自己三分之一的清军几乎在每一场战斗中都占据了兵力优势,被清军集中火力挨个轻松攻破。
  
  消灭阿古柏以后,清政府乘机要求俄国兑现承诺,交还伊犁。俄国刚开始态度强硬,清廷则准备妥协。左宗棠坚决反对,摆出一副要拼了老命的架势,亲自带兵从肃州出发前往新疆,增兵到4万人,还给制作了一口棺材,命人从肃州一路随军抬到哈密,说自己已经快七十岁了,不打算活着回到中原,一定要收复伊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左宗棠抬棺西征”。俄罗斯继续增兵伊犁,并派出黑海舰队的军舰到东南沿海巡逻,以示威胁。天津、辽宁和山东也拉响了战争警报。双方似乎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清廷考虑再三,还是不敢跟俄国打仗,将左宗棠调回北京。俄国这边其实也是虚张声势,因为它刚跟土耳其打完第十次俄土战争,打是打赢了,但旷日持久、消耗巨大。战后,英国、德国、法国等列强跑来干预,逼着它吐出了大部分胜利成果。它与西欧列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局面高度紧张。俄国人民对连年战争带来的痛苦极度不满,革命形势高涨,革命派和保守派都对沙皇不满,多次发生沙皇遇刺事件。这个时候在新疆大规模动武实在危险。伊犁之所以能长期被清朝控制,就是因为它从中亚过去非常困难,而从乌鲁木齐过去十分方便。一到冬天,从俄国前往伊犁的通道就会完全中断。伊犁本地的物资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消耗。万一战局不利,跑都没法跑。装备了最新式枪炮的清军消灭阿古柏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绝对不是开玩笑的。1875年,阿古柏在北疆的扩张引起了俄国的警惕,集结了2万军队准备对付阿古柏。俄军对阿古柏军队的战斗力评价是比较高的,想不到会被清军像开推土机推土一样的轻易铲平。加上主帅左宗棠抬着棺材要来拼命,想快速击败清军几乎不可能。
  
  这种情况下,俄国方面也表示愿意谈判。最后,几经波折,双方终于在1881年2月达成一致,清朝向俄国支付900万卢布的军费,以换回伊犁。
  
  ——和约签订一个月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如果清廷不召回左宗棠,坚持在伊犁用兵,可以肯定还能谈出来更好的条件。
  
  1882年到1884年,清俄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边界和通商条约,双边形式趋于稳定。从1880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大规模裁减塞防军费,并停止将海防经费用于偿还西征债务,国防战略正式向以海防为主转型。左宗棠先西后东、先塞防后海防的思路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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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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