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什么样的城市之它被称为魔都的深层原因让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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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是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中比较惹眼的一幢建筑,落成于1927年。正面四根希腊多立克式立柱,气势极为磅礴。正门底层天花板用马赛克拼成历代战舰图案,工艺精湛。海关大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上海的最高建筑物。

海关大楼设计稿

1927年建成的海关大楼

在其顶部安装的大钟楼,最早可追溯至1893年第三代海关大楼。现今的钟楼系1927年建成,完全复制于西敏寺的大钟,铸造后自伦敦海运至上海吊装。自1928年元旦零时后,每至一刻钟及整点,大钟演奏西敏寺钟声,一个多世纪以来不绝如缕。如今演奏录播的《东方红》乐曲。

海关大楼竣工前,安装大钟

若从1893年的大钟算起,上海海关可说是中国第一个安装钟楼的建筑。在我看来,这座大钟正是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上海乃至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精准计时的时代。列车时刻,公交车,大学上课,工厂下班,戏院排班,商店开门,都在一个统一的时间秩序之下。

 

感受一下整点时的西敏寺钟声旋律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上海,正在形成一个颠覆古老中国的秩序。第一盏路灯,第一个抽水马桶,第一个现代商场,第一个现代银行,第一所教会大学,第一台汽车,第一份报纸,第一个消防站,甚至第一次模特大赛。从此,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上海也一直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

飘扬在外滩的《东方红》报时乐曲时刻在提醒着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今非昔比。十里洋场时代的上海已然是枯黄的历史底稿,但却为今日之繁华上海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叶凯蒂教授的《上海爱》与叶文心教授的《上海繁华》是最近几年内写上海比较惊喜的两部著作,在我看来,这两部著作的核心就是上海以及中国的现代性。

洋场与洋化

最早来到上海的英国人,似乎要在这里复制一个新的伦敦,就像他们在香港做的那样。每天抵埠的轮船从欧洲带来各种各样中国原本并没有的东西,从厨房的香料、高脚杯到外滩的燃气路灯和柏油马路。洋人们像租了一个毛坯房,全部用进口的豪华材料装修,一切都是新的。

一座按照欧洲模式建立的现代都市在黄浦江边崛起了。新式的大学与银行出现了,期刊和报纸出现了,公交车和轮渡船出现了,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出现了。地产中介、婚姻中介、翻译买办等依赖信息壁垒谋生的行业不断涌现,已经无法用士农工商这样粗疏的分类去定位这座城市里忙碌的人群。

1930年左右的上海外滩

和内地城市相比,上海是一个中国人经验之外的地方。琳琅满目的商品摆在玻璃柜子里,大面积的商品海报贴在街边的墙上,炫目灯光照耀的下的各种食品令人垂涎欲滴,而用刀叉切下去的一块牛肉居然还淌着血。洋人们坐着敞篷马车,挽着高髻深目的蓝眼睛女人从街市上呼啸而过,脚上的皮带凉鞋露出染着颜色的趾甲。

从南京秦淮河畔跑到上海租界的姑娘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谋生。她们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供那些欲火焚身的男性指指点点。放弃科举的小知识分子因为可以在报纸上连载白日梦一样的小说而暴得大名。从广州涌来的一批懂粤语以及洋泾浜英语的买办,轻轻松松可以去苏州捐一个小官职。一切都不一样了。

中国的士人,发现在“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外,还可以去上海租界写时评,人生的道路一下子宽阔起来,而且这里的花花世界比起一个地方官署来,更新奇而刺激。晚清的小说《官场现形记》里就写过,去上海买机器的山东地方官沉溺于长三堂子不能自拔而弃官不做。

圆形尖顶的教堂,宽阔平坦的公园绿地,准时快捷的有轨电车,繁忙喧嚣的货运码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整洁安静的西式医院,威严庄重的工部局,这是一个新的空间,是用进口商品和外国建筑搭建起来的往高度上拓展的空间,城市功能和人的生活有更多想象的空间。

《围城》里的方鸿渐留洋回来,似乎只有上海能去。他宁可自己在外租房居住也不愿意和前来逃难的父母同居。这似乎显示出,在上海,个体正在完成对古老家族的逃离。大的企业都会给员工分配宿舍,年轻人从宗族的一份子变为经济独立的个体,“市民”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宁波、苏州的农村与“大上海”成为对立的一方。

伴随着洋人的生活方式而建立的上海(至少是租界)秩序,对古老中国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及精神冲击。但很多中国人立即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一种更有安全保障的生活方式。情趣、审美、消费的快乐,都在城市生活中被极大地满足了。人的价值被大大彰显,人的意义开始变得重要。

上海跑马厅

这就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意味着生活和舒适度和便捷度的不断提高。在另一维度上,也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为什么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就是因为这里的权力及财富的分配格局与内地中国决然不同。越早洞悉这里的规则,越早进入这样的城市生活,将在后来决定了很多人和家族的命运。

简言之,上海是座“西洋化”的东方城市。

女性与消费化

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上海那样,街头有那么多漂亮女人。这是150年来很多人在文字里留下的感受,历史的记载同样如此。这个中国第一次举办选美大赛的城市,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直选美女了(见叶凯蒂《上海·爱》)。最早是因为躲避太平天国的秦淮女子到沪,遇到了媒体、小知识分子以及舞台,使得她们从边缘进到中心。

小说《孽海花》以赛金花为原型,描述了一个完全能够融入西式生活、在欧洲上流社会谈笑风生的新女性形象。彩云的这个角色,从传统中国的闺阁中走出来,拥有了西方文化下的公共生活。在早期上海,女性这种公共生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叶凯蒂笔下的上海书寓,正是中国女性介入公共生活的开端。而真正引发所谓女性解放,是新文化运动时之后。

在上海这座远东最时尚的城市里,女性逐渐成为一个消费符号。月份牌上和杂志封面上,都是这种新式女子。在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纪律的中国,这种大规模公开展示女性形象的行为几乎是第一次。卷发,连衣裙,婚纱,这些舶来品迅速变成上海女性青睐的物品。满清宫廷里流行的那种“花盆底”的发型,被视为一种保守形象,而且并不美。

美女月份牌

头油,雪花膏,唇彩,香水、护肤品,牙膏,沐浴露,进入各大商场的玻璃柜台,在大瓦数灯光下展示出神奇的功效。其实上海早在150年前就进入了看脸时代,颜值即正义。美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追求,也是一种价值追求。在巴黎和伦敦新发布的时装,短短两个月后就会进入上海,全球的著名服饰品牌都云集在南京路上。

上海街头的雅霜雪花膏广告

商业发达的上海,为中国的女性解放提供了相当的支持。林立的商场与各类店面,提供了为数惊人的工作岗位,使得上海周边的青年女性不必再依赖父与夫,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教条也被打破。女性从传统家庭出走,在城市里寻求独立的生活,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主题,比如鲁迅的《伤逝》。

辛亥鼎革之后,普遍教育权的落实,让上海多出来很多女大学生,她们和电影明星、社交名媛一起,引领着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时尚,并且是以人性解放的名义。宋美龄的照片登上了《时代》杂志,外交家顾维钧的太太黄蕙兰的照片,甚至登上了VOGUE杂志。这时候的花样更多,除了各种西式帽子之外,丝巾、眼镜、皮鞋、包包,女性服饰消费是上海商业领域中的大宗。

民国时尚icon黄蕙兰

发达的媒体,把上海这种消费观念用美人做封面的画报传递到了内地。月份牌和美女成为上海的代言人,雪花膏的白铁盖子上、美丽牌香烟的烟盒上、甚至中药的包装纸上,也都是这种性感的勾人形象。商业领域默认女性的消费能力排名第一,至今,天猫的数据还在证明着这一点。

大幅照片和玻璃橱窗让上海产生了广告业。设计师和文案,共同在营造一种感官刺激和吸引力,略有色情意味的海报,激起了身体的欲望和占有欲,但当然最终还是要出售商品,一种“消费即幸福”的感觉被营造出来。当然,今天我们在晚上走过外滩和淮海路,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上海的商业化

我常常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工业用品基本都是上海制造。标准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手表,甚至手电筒直接叫“上海牌”。我小时候对上海的想象,就是一排排冒着烟囱的大工厂,因为教科书里上海是“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在浦东建设之前,上海的确也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但这并不是上海骨子里想做的那种,这个戏路不太对。

上海就应该是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消费型城市啊。新中国的上海,那是苏联化的上海。我的上海朋友跟我说,直到1982年上海宾馆建成之前,上海最高的楼还是三十年代的国际饭店,可想而知,从1949年到1982年,上海的天际线是没有变化的。这是后话,略过不提。但不论如何,上海最初的定位不是这样子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南京路

在上海的商业资本从一开始就与传统中国的商业拉开了界限。传统中国里对商人有泛道德化的要求,认为成功的商人必然也是一个道德模范,是熟稔圣贤之书的。对一位商人的最高要求是,他得像一个读书人。而上海不是这样的。上海的买办必须具备某一种专业能力(比如外语)才能赚钱,易言之,这种职位有其专业性,不是人人皆可为之,更不是传统中国商业里那种低买高卖的逻辑。这种新商人阶层与传统儒商是截然不同的。

上海的新商业把金融家、制造业者、企业家、工程师、记者、翻译等不同职业拉到了同一个空间之内,并用新的方法解决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商品的之间的关系。许多人开始以翻译、经纪、中介为主业,信息壁垒被打破,各种资源得到更高效的配置,这才是上海构建一个新制度的基础。

1862年,在上海怡和洋行工作的唐廷枢,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英汉辞典。随即,许多在上海工作的洋人和华人一起,编纂了相当多的报纸、杂志,来普及新的商业知识。从商不是过去晋商、徽商那样立地成商,从商有专业门槛,需要具备专业知识,需要通过学习去掌握这些知识才可以从商。于是出现了语言学校和商业专门学校,随后出现了商学院。

与此同时,商人们开始向政府灌输这样的观点:商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就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这种要求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国家的国家责任,并且使得国家明确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在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里,能够让主政者意识到这一点,已经非常难得。

清政府于是成立商部,制订相关领域的法律,来因应国家转型过程中商业现代化的需求。民间的不断尝试,促使官方做出反应,进而刷新改革。当然,政府也由此轻而易举地控制商业,甚至与民争利,比如成立相当规模的官督商办企业。盛宣怀系秀才出身,但因为督办轮船招商局等事有功,最后官拜邮传部大臣。

这一切都与一整套新的思维有关,即市场满足需求的思维,经济主义的思维。不仅如此,买办们迅速把这一套新思维和旧有的中国官场传统结合起来,即钱可以撬动权力。官场的关照自然少不了,甚至直接跑官买官的也大有人在。前文所述的唐廷枢,还有郑观应,都是做买办(其实是职业经理人)发财,捐了一个补缺的道台。

有先例在前,江南的大家族,也就不再孜孜以求把孩子送到南京科考,年轻人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去上海学商。如果实在是贪恋功名,有了钱可以捐一个嘛。并且,这些new money迅速发现,中国的官场更喜欢他们。财富侵蚀了权力之后,让人们接受了“金钱就是权力”的观点,也消解了中国原有的商业领域中的伦理道德。

从商品到消费到生活方式,上海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商业文化,缔造了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也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序幕。诚然,商业让城市更美好,但上海也被妖魔化为一个使人堕落的销金窟。在各种旧小说里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比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有的年轻人,发妻在内地乡下,但在上海另结新欢,而回乡就像一场梦魇。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舞厅

拥抱城市化的年轻人,如方鸿渐这样的,在无锡乡下呆了两天,坚决要去上海。因为上海的小家庭可以对抗乡下的大家庭。在空间以及意识形态上,城市和乡村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城市的小家庭享受着城市的便利,个人创造力有发挥空间,而乡下则意味着生活的不方便,以及保守落后的观念。这些人共同建构了一个新上海人的群体,并发明出自身的身份认同。

中产阶级与共产主义

城市生活诞生了中国的第一批中产阶级。称一个人是典型中产阶级的一员,即意味着他相信透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中上阶层生活,家庭和谐美满快乐,社会阶层会不断向上延伸,生活和大环境会越来越好等等。这一套中产阶级价值观念即产生于近代上海。

二三十年代,一个上海普通工人的薪资,足以养活含乡下父母在内的全家七八口人,假如上海的小家庭是双职工家庭,那简直就是令人艳羡的富裕阶层了。而要在城市讨生活,就必须得有专业知识,获取专业知识的唯一途径是上学。专业学校、夜校提供了这样的就学机会。江南农村的年轻人,则坚信这件事: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就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就能安身立命,甚至光耀门楣。当时的上海梦就是如此。

年轻人从周边的江南各省乃至中原、岭南纷纷涌入上海,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月份牌上,一个标准中产阶级家庭有两个孩子,一双猫狗,住在洋房里。他们可以在周末坐上黄包车去国泰大戏院看戏,大人孩子都西装革履,然后去张园看当年的网红穿着白纱裙比赛放风筝。如果不是被鼎革中断,他们坚信这样的好日子是可以继续的。

国泰大戏院

中国人对知识的崇拜,过去是因为知识带来权力,即学而优则仕。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其他口岸城市,对知识的崇拜,大都是因为知识带来金钱。新兴商业阶层几十年的努力使得人们相信,有专业知识是一个商人得以致富和成功的主要原因,知识是商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商业由此带动了教育、出版、新闻、影视等文化事业。

上海是全中国最发达的媒体基地,各个阵营的报纸如雨后春笋。国家的宏大叙事日益进入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主笔们鼓吹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体责任有关。与商业领域的“国货运动”相关,蓬勃的民族主义热潮也在城市形成,大学生们经常上街表达自己对国家前景的看法。知识分子则在报纸上写文章鼓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其中一些人认为,上海是资本家的上海,并不是劳工的上海,应该成立工会去处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在上海这个地方,经济地位决定了一切。一些人认为财产才是决定个人社会身份及地位的唯一标准,人群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资产阶级则是不道德的剥削者,很难成为社会公平的代言人,而无产阶级则具备诚实、勤奋等美德,反抗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上的正义。

在三十年代中日冲突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他们告诉民众要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就要放弃个体的自由,来追求一种集体的安全。中产阶级的进步主义论述遭遇到了民族议题和国家议题的挑战。同时,左派分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私有制度和市场法则并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理想中的中国应该有一个威权式政府,由国家来代替小家庭和大家族,接管家庭的任务,照顾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

上世纪30年代长期驻沪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曾著有《上海时代》一书,他眼中的上海,是个提前步入现代的中国都市。他说,在公共租界里,至少在表面已实行着现代的都市行政方式,数百万中国人受其荫泽。至今,上海仍被认为是中国行政效率较高的城市之一。西式的现代行政思维依然影响着主政者,也让这座城市形成中国最为典型最为发达的市民社会。人们严守人我之界,理性适应外部环境,恪守着大家公认的生活原则。

四十年代收回租界权之后,后来经过建政后的数次冲击,但今天仍可隐约感觉到此种城市性格。这已是上海最为重要的文化因子,潜移默化着新旧移民,在过去纷乱的红色工业年代里,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根基。但是在红色年代里,上海以否定自身的过去为代价,去探索了一条工业化的路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放弃了自身“摩登”的特质。

某种角度说,上海近20年的高速发展,其目的是再次构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组成模式。姑且不论其效果如何,但至少在表面上,这个城市完成了一次现代化转型。以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金融中心建设为旨归,上海试图让外界忘记她作为租界的荣耀与屈辱,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启一个新的上海时代。或许主政者认为,开埠170年以来,今日才是上海最为荣耀的时刻。

上海是善变而留不住记忆的,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身经数变。从远东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变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上海脱下旗袍穿上了中山装。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上海的知识分子却努力重新发掘出上海的精神,从十里洋场里寻找上海最原始的气息,果断抛弃了革命和工业的叙事窠臼,重塑了这个城市的认同。于是,霓虹再次闪烁,海上依旧繁华。

参考书目:

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联经出版公司 2010年

[美]叶凯蒂:《上海·爱 : 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三联书店 2012年

[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三联书店 2012年

[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上海书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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